国语统一观念的提出，使得北京官话地位大为提升。前引吴汝纶等人特别提到王照字母是“京城声口”，学部统一国语的政策也是以北京官话为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官话本已是其时国内的通行语言，具有一定的基础，且有政治上的支持。前揭《大公报》论国语统一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各有方言，“孰肯舍己从人，曲为迁就？”好在其中“最通行者莫如说官话，况京师为一国之首都，而其地语言又为各省游宦者之所共习，此其普及之力较诸各省语言最易为功”。日本便以“东京语言为通行之语”，中国以官话统一国语，“殆亦师其成例也”。（54）杨琼、李文治亦云：“今欲托文字于音韵，务使全国同声，则不得不使之统一。”应“以直隶省直音为主，俾二十四行省皆折衷于此，固统一声音之要法耶”。（55）前已讲过，卢戆章最早是主张以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后来却改用北京官话，大概正是受到这个普遍性意见的影响。
    不过，国语统一口号的提出，也使得切音字运动隐伏的一些内部冲突呈现出来。吴汝纶和直隶学务处等强调切音字可以同时兼收普及教育和统一语音之功，是特指王照官话字母而言的，方音切音字却显然不能同时达到这一目标，也就不得不面临以何为先的选择。这原本也是卢戆章、王炳耀等人都遇到过的，但由于彼时国语统一的要求尚被视为不急之务，甚至切音字本身也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人士的关注，故此问题尚未明朗化。20世纪初，随着切音字和国语统一都吸引大批参与者而真正成为一场“运动”，二者之间既有交集又有歧异的错落关系也逐渐展示出来，而引发了众多的争论。
    三、一步到位与“两次办法”
    1901年10月，蔡元培提出，语言为“接续思想之记号”，文字“又语言之记号也”。因此，传播思想不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中国自“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言文分离，“于是识字之人少”。近来学界有切音字、白话报等做法，“思有以沟通之。然百里异言，又劳象译，所谓事倍而功半也。”他提议“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则切音新字可行，而解经译报之属，通于全国矣”。（56）
    其实，蔡元培自己就在1898年制订过一套绍兴音切音字方案，当时与此处思路显然不同。蔡的观点之所以有此变化，大约与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思考有关。查其1901年9月26日日记：“阅矢野文雄《日本文体文字新论》，言中国地势较欧洲尤难统一，而终能统一言语不同之各部者，以形字故也。又言卦画即太古之音字，以不适用，故不行。”（57）按此思路，音字固有利于下层掌握，但中国分裂的危险岂不也在增加？如果由此导致国家分裂，则掌握了音字的民还是“国民”吗？蔡元培将此文大意采入日记，当受到刺激不小，他有关设官话一科的建议大约即是为了避开这一危险。自然，他在这里说的“切音新字”也已不再是方音方案。盖方音切音字本为不懂官话的人而作，现既然大家均已通习官话，则要之尚有何用？
    但矢野表彰的是形字，而蔡元培所云仍是切音字。蔡氏认为，就“世界开化之序”看来，文字确有自象形到谐声的过程。惟他同时也承认，中国“旧法寓义于形，足为别嫌明微之识”，故将来“当新旧并行，如日本然，虽有假名，仍不废汉文也。”（58）然此构想仍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两年后，他以畅想未来的方式再次提及有关语言文字的设想：彼时“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59）
    这段话涉及三个层次。一是语言统一，二是通行新字，三是言文一致，可谓蔡元培语言文字理想的集大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又可拼音又可会意”的“新字”，这较之1901年所述又是一变，已不是汉字与切音字并行的局面，而是充分考虑到形字和声字的特长而冶为一炉的作品了。按蔡元培的这三个理想本来也在切音字运动者的论述中，不过，后者是以声通意，对形的问题顾及甚少，且更重后两条，而把语言统一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蔡元培的理想则将此三层次完全打通，而以语言统一作为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盖如此才真能达到大同境界也。
    这表明，国语统一的观念除了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并出自民族主义之要求外，也是切音字运动以声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1909年就有人提出，“民智不开”，固由于言文分离，然而，“语言根于声音，声音万殊，语言即因之变化。中国声音，至为繁复，而其造成语言之规则，又各处不同。”同一字即有声音高下和意义的差别，加之“省自为语”，虽有拼音之法，“究竟将据何音以为根本”，也还是个问题。（60）故如不统一语言而遽以言“统”文，所谓的言文一致只能是在地方层面上才有意义，而就全国而言，反而会使言与文的距离进一步扩大，甚至文与文分，越境即须“象译”，又何来声入心通？
    事实上，这正是主张官话切音字的人们攻击其方音竞争者的一条重要理由。何凤华等即云，“中国近年虽有字母之作，率皆囿于方音，不可通用。”而王照字母不但“口中所能言之音，无不能达；且专以京音为主，便利通用”，真正做到言文一致而无弊。（61）故只要推向全国，就可使人们在掌握切音字的同时，又学会一套“京城声口”，一举兼得“普及教育”和“统一语言”两大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一看法的大多为北方人士，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或想到了而未予以郑重考虑的是：王照方案是根据北京官音制订的，这套“衣服”能否适合其他方音之“体”，本身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早在王照方案之前，蔡锡勇的官话音方案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前边讲过，蔡书出版后，其同乡力捷三就认为其不适用于福建地区而改造之。同样对蔡书有“不足”之感的还有谭嗣同。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到，自己作了一份《管音表》，以“为快字之辅”，其原理是以一地方音为单位，“以各处方音编列于后，无论何省人皆可与接谈。编某处之方音，即用某处人之耳。吾诵我之土音，令彼听之，彼以为适当彼之某声，则异同差数毕可得矣。”这样，不管是何处人相遇“一展卷即皆可效其音”，遂“可尽通中国各处之语言”，也只有这样，“而后快字之用乃日宏矣”。（62）尽管具体解决方案与力捷三不同，但谭嗣同认为“快字”所用不宏，顾虑的自然也是方音问题。
    谭嗣同设计的“尽通中国语言”的具体方法显然不是推广“京城声口”的方式，而是通过方音进行“互译”的方式。这和他大约同时在《仁学》一书中的讨论有可以互相发明之处。谭氏认为，地球各国“不易合一之故，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为一。”（63）此处所说虽然是以整个地球为范围，所谓土语亦指各国语言，但基本思路和他处理国内土语的意思差不多。因此，这里的意见也有助于阐明他对切音字的看法：各国土语能够互译，正是建立在废除象形尽改谐声的基础上的，故“尽通方音”和切音字也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