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小组在开展学生运动时，注意根据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牢牢掌握领导学生运动的主动权。1947年11月的沈阳济民女中的罢课斗争，是济民女中教师孙语群参加地下工作后，发展了学生李光珍、邵志明和教师林兆荣等人而开展起来的。这次罢课是因该女中校长、国大代表董节忱克扣学生伙食引起的。罢课以反饥饿开始，逐步发展，党的地下工作者则因势利导，把学生的反饥饿斗争引向反压迫的政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东大先修班的学生中，既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亦有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罢课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当局，也教育了一些国民党党员学生。有的国民党党员学生不愿受国民党当局的摆布，但又一时难以下决心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处于徘徊观望状态。这时，党的地下工作者及时开展争取工作，争取了一小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站到进步学生一边。为了便于工作，仍让他们继续参加国民党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为我们提供各种情报，起到了一般的进步学生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的发生，震惊了沈城，唤醒了在沈阳的尚有幻想的学生及其家长，普遍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沈阳地下学组织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联合沈阳各校学生，掀起了沈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学运高潮。
    因势利导，是更好地发动学生参加斗争的需要，也是地下学运组织在党的指导下进行有效斗争的艺术。如果不能因势利导，便会丧失有利的条件，贻误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而有理有利，更是党小组和地下学运组织在开展学生运动中注意贯彻的原则，这里仅举两例，以资说明。
    针对国民党迁校的阴谋和一些学生及其家长不明真相的情况，地下学生组织及时起草了《“五四”告同学书》，首先说明了全国革命的形势：“中国人民和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今后的几个月，蒋介石丢掉全东北及在不久的将来丢掉全中国的统治权，也是毫无疑义的了。”告同学书进而明确指出了广大青年学生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在我们目前的就只能有这两条路子，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是走向新生，就是走向灭亡。同学们又何必作一个遗弃白山黑水田园父老的罪人，而投向长时间的黑暗统治呢？况且北平既非天堂，南京40里外就是人民解放军，同学们你们自己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还主张迁校是否有意义呢？”告同学书还针对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详尽地阐明了党的具体政策，指出：沈阳解放后，除罪大恶极者外，对一般国民党员及三青团员采取宽大政策，允其悔过自新，继续学习；沈阳收复后，将马上成立学联，凡在学联登记的同学，均可回到原校上课，衣食住一切供给，并发给生活津贴，等等。这份告同学书，有理有据，入木三分，感人肺腑，对动员更多学生及家长参加反迁校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抗议七五惨案的斗争中，以“学生抗联”的名义印发了《对七五惨案的公开抗议书》，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严惩七五惨案杀人凶手；二是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三是抚恤死难学生，医治伤残学生；四是保障在北平学生生命安全；五是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几点要求合情合理，因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沈阳学生运动的每一次胜利，首要的前提是因为举之有理。正因为如此，才能广泛发动学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社会的同情，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实施大规模的镇压，从而导致学生运动逐步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
    沈阳学生运动在坚持有理有利这一原则的同时，还注意进退有节这一斗争策略。该进则进，该退则退。1947年5月末，沈阳学生组织接到华北学联的通知，号召华北、东北大中学生，在6月2日要一致行动起来罢课，正式打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生存的旗帜。在党小组和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沈阳各校学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国民党当局闻讯后，下令把机枪架到学校门口，校园空气顿时十分紧张。在党小组的指导下，学生自治会经过讨论，为避免流血和不必要的牺牲，临时将原计划的游行取消，但校内活动不停，开了两天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形势报告会，教育和团结了广大中间学生，孤立了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
    在抗议七五惨案的斗争中，地下学联和学生抗联对当时面临的形势及时做了分析，认为必须开展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请愿斗争，揭露敌人的阴谋。经过周密安排，运用化整为零的战术，分组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进行谈判，经过一天反复交涉，国民党当局担保第二天放人。斗争已初步达到目的，为避免因僵持导致矛盾激化而带来不必要牺牲，游行的学生按照学生抗联的布置予以解散，各自返回学校。
    【3】沈阳的学生运动，具有全国学生运动的一些共同特点，同时，又有着与其它地区学生运动相区别的一些特点。如：沈阳学运中的共产党组织的导向作用和斗争目的的明确性；紧密配合形势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持续不断的斗争与规模的有限性，这些构成沈阳学生运动的特点。
    1946年，国民党为了粉饰自己，勉强开办了一些学校，如东北大学先修班等。为了控制学校，对进入先修班的同学采取登记入学和政治甄审制度。很显然，这是国民党假借甄审学生资格以清除进步学生。1946年下半年，学生们罢课一天在校内游行，抵制了敌人的这一阴谋，罢课斗争获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部分进步学生被开除出校。
    1947年5月，国民党又变换花招想撤销东大先修班，和全校学生利益发生尖锐矛盾。消息传出，反应强烈，恰好这时“六二”全国大罢课的呼声也传到东北。党小组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从5月20日，在东大先修班，发动了28天的罢课。这是沈阳地下学运的第一次较大规模斗争。参加罢课的学生三千多人，罢课中也争取了教授、教师的配合。出了大量的墙报，如《自由谈》《大动脉》《大家谈》等，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腐败、不民主的黑暗统治，批驳了特务制造的反罢课谣言。最后国民党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斗争的胜利，迫使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秘书郎士俊向先修班特务学生佟卓夫，崔注泮大发脾气，申斥他们无能，并哀叹道：“这次罢课，我们（指国民党）是基本失败了”！。
    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在长春是孤城困守，在沈阳也是北到四平、南到大石桥勉强维持。国民党意识到东北大势已去，搞起迁校阴谋。散布“要读书去平津，谁反对迁校谁就是共匪”，用欺骗和镇压两手威胁学生去北平、天津。这时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在大专院校和中学建立起来，针对当时形势，经沈阳市工委同意，决定在全市大专院校，中山中学及其他中学开展反迁校活动。反迁校的任务由党小组领导的沈阳各学校地下组织在学生中贯彻实施。
    反迁校斗争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在部分学生坚持留在沈阳。但是，却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去了平津。这些人除比较顽固的外，多数是只知埋头读书的人，也有些人想借机坐飞机，逛逛北平。7月4日国民党北平参议会上通过议案，决定要把东北学生骗去当炮灰。7月5日，迁校去平津的东北学生三千余人举行请愿游行。请愿结束时，在北平东交民巷遭到了国民党军二○八师的血腥镇压，发生了“七五惨案”，东北学生死亡九人，受伤七十余人。消息传来激怒了在沈阳的广大学生，地下学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掀起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更大浪潮。于是成立了“沈阳学生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决定七月十二日在中山体育场举行追悼大会，学生“抗联”主席齐玉林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屠杀迁校学生的血腥暴行，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反迫害、要民主”“为七五死难同学报仇！”等口号，同时，采取上街宣传，募捐等方式争取社会各界对“学生抗联”的支持。沈阳的各校迁校工作完全停止。去平津的学生有的的返回沈阳，有的去了解放区，反迁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为了扩大影响，7月27日沈阳“学生抗联”在市府广场举行了控诉“七五惨案”暴行大会。沈阳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5万多人，以及40多个省市机关团体的职工代表、工人、店员和居民群众参加了大会。会议提出如当局不解决，八一即实行“五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教师罢都、职工罢职）各校学生代表纷纷上台控诉之后，抬着宣传画、标语板，从市府出发经中山路至中山广场，到“剿总”向卫立煜递交了请愿书，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张贴标语，表现出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然后经太原街、南站、中华路、中街、小西路返回市府广场，历时近6个小时，行程40余华里，成为沈阳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游行。
    “七五”抗暴后，根据当时形势，地下学运把工作转向秘密斗争，以利隐蔽自己，保存力量。其斗争的重点转移到护校护厂，保护城市，迎接解放。10月下旬，当听到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的消息时，又把宣传重点转向全市人民，把党的政策向广大群众交底，以安定人心，争取最大多数，包括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为了迎接解放军入城，地下学联印刷和张贴有关党的各项城市政策的宣传品，如《解放军入城宣言》《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我党重要文件、文告以及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标语。他们昌着生命危险赶制出的文件和标语的八千多份，在全市主要街道集中张贴，以求醒目。失败在即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顾不上去撕标语，因此在解放军入城时，标语基本完好，受到最先入城的陶铸同志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