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马来亚，国民党组织与马共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也有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马来亚华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完善的筹赈方法，并且对中国抗战贡献巨大，从而使马来亚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英属马来亚的华侨救国团体多达238个，英属北婆罗洲有8个[19]，马来亚是东南亚华侨救国团体最多和抗日力量最强的地区。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为支援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印度劳工大罢工
    与华侨积极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相比，太平洋战争前英属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活动较有影响的是巴生印度劳工大罢工。
    在马来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早期，虽然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印度人和华人等劳工来开发当地，但又要他们保持侨民和暂居者的身份，不愿给予他们公正、充分的公民权。因此，泰米尔劳工人口占到族群总人口约80%的印度人在经济上往往较为贫困，而在政治上更是成为默默无闻乃至“失声”群体，他们在马来亚社会处于比华人更加边缘化的境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亚洲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给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在内的马来亚各民族也带来了积极影响，马来亚印度人在政治上也开始觉醒。1905-1908年，印度爆发反英运动，这更进一步唤起了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一些马来亚印度人政治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也积极动员印度移民起来抗争。这些人很多是印度国大党的成员。
    在马来亚，早期印度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体现为要求殖民者提高印度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二战初期和日据时期前，马来亚印度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最终爆发出来，标志事件是巴生种植园印度劳工大罢工。
    1938年，印度政府禁止非熟练劳工移往马来亚，此后，南印度劳工移民大幅减少，从1937年的13.9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2万人[20]，马来亚种植园中的劳工开始出现短缺。劳工短缺使印度劳工阶级认识到了自身的政治力量，促使他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二战爆发后，战争对橡胶的需求增加，而劳工人数则显得更少了，1939年至1940年期间，殖民当局加剧了对印度劳工的剥削和压榨，这进一步刺激了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自1939年12月以来，马来亚种植园印度劳工断断续续的罢工就已出现了。1941年2月，大规模的罢工终于在雪兰莪州巴生区发生。2月和4月之间，最初的一系列罢工以和平、有秩序的方式进行。每个种植园都组建了罢工委员会，罢工者提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主要包括：印度劳工和华工同酬；开除种植园工作人员中的野蛮残暴者，更换为操泰米尔语的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医疗设施；给予言论和集会自由；废除10至12个小时工作日；允许劳工组建协会，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申诉他们的不满；等等。[21]这些政治主张表明，印度劳工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待遇，以摆脱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印度劳工的这些政治诉求是合理的、温和的。
    由于担心罢工造成形势失控，影响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殖民当局决定对罢工采取镇压行动。5月10日，殖民政府调来军队和警察，强行驱散了示威者，逮捕了大批“煽动者”。到5月底，殖民当局最终镇压了罢工。镇压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21人被驱逐出境，95人接受自愿遣返，49人被拘留。[22]
    对大部分马来亚印度人来说，雪兰莪种植园劳工被暴力镇压既让他们感到痛苦，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罢工的失败表明，在一个他们只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殖民地，面对殖民统治，印度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罢工事件使很多政治上更为敏感和清醒的印度人确信，一个独立强大的祖国才能拯救、保护他们。所以，1941年罢工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马来亚印度人力图争取祖国印度独立自由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这种情绪在日据时期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马来亚印度人掀起了一场较有声势的独立运动。
    3、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比较
    探讨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明显的正义性，而印度劳工的大罢工也是一场提出合理要求的政治运动。不过，由于各自处境的迥然不同，前者的目标在于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后者更多关注提升自身的经济地位。
    由于包涵强烈的民族主义，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动员了本民族的各个阶层，影响深远而广泛，运动本身对华侨社会的团结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中国抗战期间，包括马来亚华侨在内的整个海外华人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地得到激发，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达到最高潮。而印度劳工大罢工的影响要微弱得多。罢工高潮时期参加者只要约2万人，罢工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数月，罢工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领导人。这些都与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特点密切相关。
    进入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其实并不是由单一的群体(乃至民族)构成。其中，泰米尔人人数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所占比例达到80%。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其他许多地方的、寻求多种就业方式的各类移民：职业主要为店主的马拉卡亚尔人、以经商为主的古吉拉特人、主要是银行家和放债人的切迪亚人、主要充当警察和看守的旁遮普人，等等。总体上，民族、种姓制度、宗教、地域、语言、职业、经济地位以及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加剧了马来亚印度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比如，宗教方面，印度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非常深，以致有些印度人穆斯林宁愿把自己看做是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而非印度人，这就使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泰米尔劳工、旁遮普人、马莱亚丽人和切迪亚人等群体的职业明显不同，他们之间很少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