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华人在政治上要比印度人更为复杂、激进乃至成熟。华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以其为主的政党--马共，而中国国民党也在海外华侨中积极发展组织。印度人虽然也与印度的国大党联系密切，很多族群领袖与上层人士也是国大党的成员，并在国大党的影响下在马来亚印度人中展开政治活动，但印度人的首个政党--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8月才成立的，印度人族群领袖深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响，政治主张上较为温和。
    其次，华人对马来亚的政治认同要强于印度人。这首先是因为，虽然直到二战前，马来亚的印度人和华人一样，大都只把马来亚当做暂时的寄居地(事实上，二战前，华人与印度人大多是外侨，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们对祖籍国政治的关心甚于对居住国政治的关心，因此避免了马来人民族主义者、华人民族主义者和印度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导致不能形成像印度那样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日据时期日本人沿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也使上述特征持续存在)。不过，那时印度人定居马来亚的比例似乎比华人还要低。一般来说，橡胶园的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只居住三五年就要返回家乡。到1921年，马来亚土生华人占华人总数的31.2%，而土生印度人仅占印度人总数的21.1%。这就意味着，战前马来亚印度人社会比华人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并进而更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对马来亚的认同。具体来说，华人不仅仅开展抗日救国(中国)运动，马来亚共产党还举起了抗英反帝的旗帜，并在30年代初就已提出在马来亚推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大的马来亚华侨在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又积极投身居住地的抗日运动，马共还建立了马抗。而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则更多体现在印度劳工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待遇，以摆脱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在整个日据时期，马来亚印度人主要投身争取祖国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只有很少部分人反抗侵占马来亚的日本人。总之，在二战时期马来亚争取独立自由的历史上，华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印度人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另外，与印度人相比，二战期间华人的政治活动还更多受到中国政府和政党的影响。比如，“南侨总会”是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南洋各使领馆的协助下成立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非常时期海外各地救国团体暂行办法》，中央海外部也颁布《指导海外侨民组织团体办法》，加强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和委员们亲赴南洋各地，对侨胞组织救国团体进行指导。而印度由于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属印度政府对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影响较为微弱，很少或者不可能对其反对甚至反抗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的政治活动给以帮助、支持乃至指导。印度国大党的主要精力在于努力争取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不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为支援欧洲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马来亚华侨积极开展募捐活动。仅在德国大轰炸伦敦期间，华侨汇给伦敦人民的捐款即达37.5万英镑。[51]1941年9月初，马来亚多个地方的华侨还发动大规模援英宣传周，开展售花、义卖和“一杯茶”运动，喊出“援英即援华”的口号[52]，将抗日救国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而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在日本占领者的扶持下兴起，并被其控制和利用。马来亚印度人希望借助对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与其合作，得到其支持，以赢得祖国的独立解放。印度人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起的。
    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呈现更多差异性的原因很多，比如，英国人和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华人社会与印度人社会之间本来就存在很多巨大的差别，两大族群祖籍国中国和印度当时的政治生态也迥然不同。总体上，由于两大族群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职业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使华人与印度人之间交往、联系较少，华人社会与印度人社会之间的隔阂要远远多于互相了解。这种状况也会加大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差异性。
    注释：
    ①鲍斯的死因有不同说法。而关于鲍斯的死及印度人的看法，Joyce Chapman Lebra在著作中有很详尽的描述。参见Joyce Chapman Lebra,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and Japa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pp.19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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