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人社会相比，华人社会同样存在分化现象。但造成华人分裂的主要是政治(如国共之争)、地域、方言(如广东帮、福建帮、客家帮、潮州帮、海南帮等的存在)、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因素，它们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可以化解。造成印度人分化的因素更为复杂、深刻，难以弥合、消解；而且，严重的社会分化造成印度人缺乏一种政治上同心协力和族群团结的强烈传统。更不利的是，印度移民缺乏独立自主的族群领导，马来亚的大多数印度人由欧洲雇主有效掌控。因此，早期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对于英国殖民统治的从属性。当初，英国殖民者大规模输入印度劳工，就是看中其易于使用与控制。在欧洲雇主看来，与华人的吃苦耐劳相比，南印度劳工主要优点是他们的驯服与温顺。何况，南印度劳工大多原是种姓制度下贫苦而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因而可能是最听话的(1800-1941年英国人在印度实行土地占有制度，鼓励印度人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农村许多贱民阶层沦为佃农，更导致高失业率；贫苦甚至失业的贱民很多被输入到开发中的马来亚)。与其相比，华人则较富有抗争精神，组织性较强，政治意识较为敏感，政治运动的目标相对较高。而印度人社会的严重分化及其从属性，使其更容易处于受压制、受剥削的境地。反过来，印度人政治运动的目标首当其冲就是要摆脱这种不利地位。
    华人与印度人不同的政治活动也表明，当时华人与祖籍国中国的联系要比印度人与祖籍国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占印度人大部分的南印度劳工的生活环境很封闭和孤立。几乎所有的南印度劳工住在种植园雇主提供的营帐中，又往往处于非常偏僻孤立的区域。而种植园主提供的营帐往往位于种植园核心地带，由欧洲雇主掌控。印度人社会的封闭孤立既不利于该族群开展积极有效的政治活动，也不利于其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
    二、日据时期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及比较
    1、华人的抗日武装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侵占了包括马来亚在内的东南亚诸国。从1942年初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是马来亚历史上的日据时期。
    对于马来亚的不同民族，日军沿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人，日本人实行残酷的迫害甚至大规模屠杀；对马来人和印度人，日本人则加以拉拢和利用。为了鼓动当地人为其战争目标服务，日本人比英国殖民者更加注重强化马来亚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的三重族群架构。[23]
    日军统治期间，日本军政府对华侨实施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的政策。新加坡陷落几天之后，日军便开始对当地华侨实行“大检证”迫害，遭杀害的华侨估计在10万人以上。[24]日本人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延续。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便视华侨为“敌民”，马来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领导中心，以及新马华侨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正义行为，更使日军对华侨恨之入骨，一再筹划对付华侨的政策。
    日军入侵和对华侨的残酷迫害、疯狂掠夺，激起了广大华侨的强烈愤慨和极力反抗。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就迫切要求行动起来，建立武装组织，积极备战；他们冲破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挠，开展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的战斗。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星华救济会等8个华侨工人团体很快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各阶层立刻动员起来，主张成立工人抗日后备队，协助英军作战。[25]
    鉴于形势的转变，英国殖民当局接受马共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举行了秘密会谈。而当时马共专门开会制定了两大任务：支援英政府的抗战，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建立马来亚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保卫马来亚、苏联、中国而斗争，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26]12月20日，英国当局释放各地被拘禁的马共党员干部和其他抗日分子，其中有马共领导人多名。同日，马共也派165人到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准备潜伏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英军的反攻。[27]
    从日军侵占马来亚之日起，华侨就开始武装抗日。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3年多里，华侨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盟军的反攻，争取早日实现马来亚的自由和解放。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称“马抗”)是马来亚一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1月1日，马共在雪兰莪建立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马抗第一独立队，同月，马抗第二、第三和第四独立队也相继建立。[28]从1942年2月至1943年春，抗日军发动了20多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官员600多名，取得初步的胜利。[29]1942年12月，第五独立队宣告成立。至1945年8月中旬，马抗由抗战初期的4个独立队发展成8个独立队，总人数达1万人，成为马来亚最大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在3年多的抗战中，马抗与敌人战斗达340多次，其中200多次是主动袭击敌人，并粉碎了敌人10多次大规模围剿，共打死打伤日伪官兵5 500多人，取得辉煌的战果。[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