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世凯复辟时期，李大钊逐步偏离进步党的政见，奉劝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在“政治正轨”内与袁世凯专制作斗争，对进步党参预的护国战争表示拥护。
    李大钊对进步党的认识，是随着进步党活动的展开而逐步加深的。进步党执行依附袁世凯排斥国民党革命派的政策，1913年7月，当袁世凯提出要熊希龄组阁时，进步党积极支持。几经讨价还价后，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汤化龙也出任众议院议长。这表明进步党在政府和国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立宪派加紧了与封建军阀的勾结。进步党实行排斥国民党人的政策，汤化龙居然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⑨对进步党这种排斥国民党的政策，李大钊表示了明显的反感。1913年9月1日发表《是非篇》指出：“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⑩这之中也包含对进步党的批评。1913年8月进步党人梁启超为支持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向袁世凯建议：“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进步党附和“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怪论，以便使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助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一时舆论为袁当总统摇旗呐喊，浊浪声起。对此，李大钊著文指出：“前参议院之权能，议决者法律也，非宪法也。大总统之权能公布者，法律也，非宪法也。”（12）李大钊旨在从学理上说明总统与宪法的关系，不满当时拥袁为总统而不先制定宪法的舆论，反对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行为，实际上婉转地批评进步党依附权势、违背民意和政理的做法。
    当时国内政局的变动，袁世凯野心的膨胀，也引起李大钊对进步党政策的思考。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当正式大总统就止步，他帝制自为独断专行的野心日益暴露。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1914年初袁世凯开始遗弃进步党。对袁世凯的野心，李大钊有了初步认识。这时李大钊希望进步党改变态度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政治对抗力”在法律的范围内同袁世凯专制抗衡，遏制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发展。李大钊回顾了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历史，指出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他说：“武汉义声，江湖震动，举国人士，鉴于满清之不克与图存，温和政社，相率奔驰运动，而亦同情于激进派之主张，并力以赞改革之新运，共和遂以告成。设非二派同心协力，仍相背驰，则革命之成否，未可知也。”（13）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奉劝进步党：“党派分流，势力削弱，所谋遂亘数年而各无所成”，特别是政党之间更“不可互相水火，与人以渔夫之利。”寄希望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抵袁。李大钊的这些言论是在进步党的机关刊物《中华》上发表的，“对于进步党（改良派）的批评，更为精到而切中要害。”（14）1914年8月李大钊发表《风俗》的文章告诫进步党人放弃拥袁的方针，“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不要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助桀为虐。李大钊对进步党依附袁世凯寻官做的政客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个，则狐媚一人，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15）这表明，李大钊在思想上开始背离进步党。
    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使李大钊在实际行动中又表示支持。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党徒组织筹安会，公演帝制丑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大为不满，由拥袁立场转变为反袁立场。8月末，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说袁世凯就任总统时“宣誓之说”，“历历在目”，现在称帝是“食言自肥，匹夫贱之”，“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16）汤化龙也在《顺天日报》上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复辟帝制“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17）与此同时，在政府中供职的进步党人大部离职，转到反袁的阵营，掌握了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此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对进步党的反袁行为表示赞同，积极参加反袁的留日学生总会，主张进步党与国民党共同合作起兵反袁，并为护国军积极捐款。1916年初，李大钊弃学回国，并准备参加讨袁的护国战争。由于护国战争主要是进步党发动和领导的，同时也由于进步党此时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所以此时李大钊对进步党表现一定的好感。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的政见与进步党有明显的不同。既然李大钊是在进步党的资助下留学日本的，此时李大钊为什么在思想上开始背离进步党呢？这是因为李大钊留学日本，视野开阔，思想发展的缘故，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加深。李大钊在日本接受的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对李大钊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生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当是章士钊及其所创办的《甲寅》杂志。《甲寅》杂志出版后，李大钊投书章士钊并投寄《风俗》一文，一起发表在1914年8月出版的一卷三号上，这是李大钊在文字上与《甲寅》合作的开始，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李大钊深受章士钊影响，政治上与章士钊相当接近，甚至也被时人当成是“甲寅派”，从而与进步党关系更为淡薄。章士利的回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章士钊回忆：“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林町一斗室中，吾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之道，高谓皖士高一涵也。”（18）李大钊作为受进步党着力培养的人，这时转而接近曾参加辛亥革命并且正在积极进行反袁斗争的章士钊，这不能不说李大钊开始摆脱进步党的表现。（19）与章士钊相识后，李大钊经常到章士钊的住所讨论各种问题。章士钊学识渊博，他的调和论、养成政治对抗力主张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这是李大钊对进步党看法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著作也可以印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