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大钊在与研究系公开决裂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也是有不足之处的，突出地表现为受章士钊思想的影响。虽然此时李大钊与章士钊在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已结束，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章士钊思想的影响。李大钊“辟伪调和”是为了希望出现“真调和”，实际上是要求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代表的研究系与章士钊为代表的政学会合作来共同对付北洋军阀。他在批判研究系时力图说明梁、汤与章之间在过去的政争中是有“调和”之处的。他写道：“历次政争之起，究因急进派欲破坏旧势力乎，抑因旧势力不容纳新势力乎？以愚所知，急进派多数之纯正思想，固未尝有破坏旧势力之迹，且与之调剂、与之融蛤，不遗余力。此即观于辛亥之取消南京留守府，而举袁世凯为总统，丙辰之取消肇庆军务院，而认段祺瑞为总理，足以证之”。（33）以此说明研究系与政学会有调和的可能，能出现所谓“真调和”，进而与封建势力对抗。可见，李大钊在与研究系进行彻底决裂的过程中还受章士钊政见特别是“调和”论的影响。
    民国后中国政治变化复杂，险象环生。进步党及以后的研究系也以不同的面目活跃在政治舞台。随着李大钊自身思想的变化和对社会政局的不断考察，他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过程，可以发现早期李大钊是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的，而逐步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中，民主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并超过改良主义因素，最终完成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就总体而言，早期李大钊确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注释：
    ①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4页。
    ②《更名龟年小启》，《李大钊文集》（上）第21页。
    ③⑤《裁都督横议》，《李大钊文集》（上）第32页，35页。
    ④《大哀篇》，《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⑥（18）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⑦《晨报》，1927年4月30日。
    ⑧目前有些论文或专著说李大钊在1913年加入进步党，据笔者查考，尚无史料充分说明这一观点。
    ⑨《时报》，1913年7月24日。
    ⑩《是非篇》，《李大钊文集》（上）第60页。
    （1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转引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第4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李大钊文集》（上）第62页。
    （13）《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上）第102页。
    （14）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第26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20）《风俗》，《李大钊文集》（上）第93页，92－93页。
    （16）《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96页。
    （17）华觉明：《进步党与研究系》，《文史资料选辑》第13集，第118页。
    （19）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21）《＜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第177－182页。
    （22）《李守常启事》，《李大钊文集》（上）第217页。
    （23）“迪穆”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民主）的谐音。李大钊以“迪穆”的未婚妻身份讲话，其寓意是深刻的，表明要做一个民主派。
    （24）《别泪》，《李大钊文集》（上）第213－214页。
    （25）（26）（27）（28）（29）（30）（31）（33）《辟伪调》，《李大钊文集》（上）第511页，506－507页，508页，509赠，507页，505－506页，511页，507页。
    （32）《暴力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524－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