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后，李大钊加深了对进步党本来面目的认识，最终与研究系彻底决裂。
    袁世凯复辟败亡后，北京政权实际上为段祺瑞所控制。这时进步党分成两会，一是以汤化龙、刘崇佑、梁善济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是以梁启超、王家襄、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1916年11月下旬，他们又合组为“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研究系”是进步党的继续，执行拥护段祺瑞的政策。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迅即被进步党拉了进去，担任了研究系筹办的机关报《晨钟报》的编辑主任（即总编辑）。如前所述，李大钊留学日本后政治上已与进步党分手，那么此时李大钊又为何进入研究系（先前的进步党）的阵营呢？依笔者之见，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李大钊为进步党所资助而留学日本，留学期间使用过进步党的经费，而且汤化龙与李大钊的私交不同一般，所以李大钊回国后碍于私人情面只得答应为研究系办报纸。其二，李大钊留学日本后与进步党在政治上虽已渐渐分手，但进步党在讨袁的护国战争中表现出积极态度，李大钊对此抱有好感。李大钊这时思想体系还从属于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改革的途径实行国内宪政，因此他此时对研究系还抱有幻想，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研究系，从而影响国内政治。其三，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思想有新的发展，民主主义思想得以生成，如他说：“群枢倾子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20）认识到思想启蒙的迫切性。因此他希望能通过《晨钟报》这块阵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李大钊以后在《晨钟报》的言论也说明这一点。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李大钊接受了研究系的邀请，出任《晨钟报》的总编辑工作。很快，李大钊与研究系的矛盾公开化。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发表创刊辞--《＜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希望，认为社会改造“不在白首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逐渐地抛弃思想中的改良成份。李大钊把“再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宣告“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青年者，国家之魂”。声明《晨钟报》为“青年之舌”，“青年之友”，担负起“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21）李大钊的言论不能为研究系所容忍，他所声明的办刊方针当然也不能为研究系所接受。终于仅22天（8月15日--9月5日）时间，李大钊就发表声明脱离《晨钟报》，对“所有编辑事项，概不负责”。（22）李大钊又为何迅速脱离《晨钟报》与研究系分离呢？主要是李大钊在《晨钟报》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对研究系依附段祺瑞的政策表示反感的缘故。他在1916年9月4日《晨钟报》发表《别泪》隐含地表明自己当时的心态及其对研究系的态度。他说当时中国有三支政治力量，“甲支”是“专好交结官僚豪暴之弟，因之浸染恶习甚深”。这是暗喻北洋军阀。“乙支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这是暗指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较多的肯定态度。“丙支”是“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为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这是暗指资产阶级改良派研究系，揭露了研究系依附北洋军阀的行为。李大钊借喻自己为“丙支中一少年迪穆者之未婚妻”，写信给“迪穆”，（23）和他“绝别”，奉劝他“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岩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天不绝人，沈沈堕落之深渊，或能自岩而返。妾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24）反映李大钊“绝别”时还带有依恋之情。《别泪》总体格调是奉劝研究系悬崖勒马，好自为之，希望研究系“珍重珍重”，能够回心转意，言下之意颇带依恋和婉惜之情，并未要与研究系割断一切关系。李大钊稍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调劝。”（26）这正反映李大钊当时的心情。
    张勋复辟，研究系依附反动势力的丑恶行迳暴露无遗，促使李大钊与研究系进行彻底的决裂。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宣统复辟。梁启超亲赞戒机，成了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军中所发重要文告多出其手中。其他研究系分子汤化龙、林长民等也通电声讨张勋，对段拥护备至。段祺瑞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入阁者五人，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鉴于研究系依附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李大钊发表《辟伪调和》文章，公开地、毫不留情地声明与研究系决裂，其言论之激烈、揭露之深刻、态度之坚决，超出以往。具体表现为：
    其一，李大钊回顾民国以来的政治，揭露进步党、研究系代表的“缓进派”依附军阀排斥国民党革命派的反动实质。李大钊指出，民国建立后“缓进派则以为袁氏之势力大足倚为抗制急进派之资，于是相率而趋承之缘附之。政客之运动，论士之言谈，乃如万派奔流，众矢一的，悉注重于拥护强力排斥激进之一途。于是有最流行之语，不曰中央集权，则曰强固政府；不曰临时约法之束缚太甚，则曰总统制之适于国情。酿酝之日未久，鼓吹之效大张。未几，而袁氏以兵力铲除民党矣。未几，而袁氏以武力劫夺总统，随即解散国会矣，而癸丑之局以成。又未几，而约法毁废、参政院成矣。又未几，而神武建号、洪宪改元，而帝制之以起。急进派既归失败，缓进派亦遭屏绝。缓进派诸公乃翻然变计，反其向之所为，护国军兴，或则驰入军府，躬参密勿，或则洁身海上，遥为声援，倒袁之役，厥功亦不可没。”然而袁世凯败亡后，进步党研究系又重蹈覆辙，对国民党革命派采取“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李大钊感慨道：“诚不断缓进派诸公，竞一再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觉悟。观其党魁致辞，报章著论，不曰特殊势力为今国家所托命，则曰破坏旧势力无异破坏国家。”（26）通过对民国后政治斗争的回顾，揭露了进步党研究系一贯依附反动军阀的政治立场。
    其二，李大钊通过对进步党--研究系历史的考察，指出缓进派虽以中间人自居“调和”矛盾，其实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旧势力”的代表。李大钊指出，缓进派与北洋军阀紧紧勾结在一起本质上已毫无区别：“环顾北京政治之舞台，兴高采烈之政客，则半为缓进派之魁俊。某也长财政矣，某也长内务矣，一堂济济，相与庆再造之丰功，赞光复之盛兴矣。”（27）“而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悛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28）研究系明明是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为统治者效力，可是往往又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对此，李大钊反问道：“缓进派诸公既以调和自任，胡以与特殊势力相周旋晋接之际，不闻建一言陈一义焉以促旧势力之觉悟，使之稍与新势力以自存之余地，而日惟奔走相告，以戒急进派。”（29）通过分析，李大钊指出：“缓进派当然亦在旧势力之列”，“缓进派时时在特殊势力卵翼之中，即特殊势时时在缓进派指导之下。”李大钊认为，缓进派与旧势力举的是同一旗帜，政治信念“相近而可一类视之”。（30）这表明李大钊此时与研究系已彻底决裂。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与研究系决裂的过程中对自己过去与进步党“过从颇稔”进行了自我反省，认为对进步党研究系已不敢作任何“奢望”。（31）
    李大钊与研究系彻底决裂后，就勇敢地批驳研究系的反动谬论，毫不掩饰地阐明自己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1917年10月李大钊发表《暴力与政治》文章，批判梁启超所谓政治高于法律的观点。梁启超主张让法律上的主权屈服于事实上的强力的观点，实际上是屈服于反动军阀的统治。对此，李大钊指出：“事实上之强力，苟其与法律之主权不属于一体，则必当依法律上之主权以行动，不当反法律上之主权以为行动”，否则，就是“非法之暴力”。而对于非法之暴力，“则社会督责，公民逆命，自有制裁之道矣。”对于梁启超反对革命、宣传“革命不能产出良政治”的观点，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揭露了研究系依靠军阀“强力”的本质。针对梁启超反对革命的论调，李大钊指出：“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32）对研究系反动观点的有力清算，表明了李大钊鲜明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