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令牌一件，1984年我在该馆未编号箱中发现。原件高约90公分、宽约65公分，纸质坚厚，周边刻印四爪龙戏珠图案，“令牌”二字、“威略将军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世袭阿达哈哈番加五等又加二级吴 为”一行、“右牌仰”、“准此”、“康熙年 月日 给”及篇末“威略将军”、“定限 日缴”均刻印。正文墨书，有朱点。“令牌”和年月处均钤满汉文合璧“威略将军印”。
    “令牌”发于康熙49年（1710）12月21日，发给“网礁库主霞儿”。基本内容是：近年彝（夷）商来贸易者甚少，今乘“网礁库主霞儿”返棹之机，特给令牌，广为招徕夷商来厦门贸易，定当给予加恩优待。
    这是关于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罕见文献。
    康熙23年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沿海各省民人出海贸易；外国来华贸易亦有放宽，除免税朝贡贸易外，准许私人贸易，照例收税。康熙56年虽一度禁止去南洋贸易，但外国船仍照旧准来贸易，而且不十年，至雍正5年就取消了前禁。“令牌”说明了清代中国在十八世纪初叶对外贸易的若干实况。
    “令牌”发给者署姓吴，应是吴英。吴英，字为高，福建蒲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康熙2年赴泉州投诚，以武功起家。康熙19年，参与进克厦门，22年，从施琅光复澎湖、台湾，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阿达哈哈番，后来汉文作轻车都尉）。历授总兵、提督，至康熙37年（1698）任福建水师提督，不久加威略将军，51年卒于任，著有《行间纪遇》一书[①]。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元年设置，原驻海澄，19年后移驻厦门。康熙间，将军为提督之进阶，劳绩卓著得授将军[②]。“令牌”中说，“本将军……建牙鹭岛，经今一十余载。”鹭岛，厦门岛之别名，吴英康熙37年任，至49年已十二年，与“令牌”完全符合。吴英以武员而管理外贸，清史中似少有。或因台湾初平，施琅、万正色、吴英等有功之将先后任水师提督，镇守厦门，而海防与外贸关系密切，故使兼摄。
    康熙开放海禁，在江、浙、粤、闽四省设立海关，厦门即为闽海关所在地。道光《厦门志》卷七“关赋”称，开禁后，“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据研究，厦门在乾隆22年前清前期四港通商时期的贸易量占第二位[③]。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也可以看到，自康熙23年至39年（1684-1700）的十七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4260吨，到厦门者占10艘2370吨；但从此后到康熙49年（1710）吴英发出“令牌”的十年间，英国来华商船29艘8781吨，到厦门者只7艘2448吨，而到广州者达11艘3360吨。以后广州更渐占绝对优势[④]。“令牌”表明，康熙49年即1710年时，厦门“夷商罕到”，已有衰落之象，所以吴英希望加以挽回和补救。
    “令牌”的受主是“网礁库主霞儿”。“库主”，在“令牌”正文中亦作“船主”，可知是一商人或亦官亦商人物。“网礁”当今何地？清初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小西洋记”载：自麻喇甲、暹罗而西为白头番国，有小白头、包社大白头两国，“小白头南於入海之地曰戈什嗒，东西南三面皆临大海，外悬一岛曰西仑”，戈什嗒沿海之东有“网礁腊”，“系英圭黎埔头”。学者以为“网礁腊”即今之孟加拉（BENGAL）[⑥]。《海国闻见录》所描述的地理形势如三面临海，外悬一岛西仑，与孟加拉湾、锡兰岛悉相符合。十七世纪前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半岛东部海岸及孟加拉湾一带建立贸易居留地，1634年莫卧儿帝允许英国人在孟加拉贸易[⑦]。这与《海国闻见录》所说有“英圭黎埔头”也一致。“”、“腊”音近，“网礁”即孟加拉，可无疑义。
    “令牌”还透露了当时的外贸制度以及问题。乾隆以广州一口为法定外贸口岸后至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行商--公行制度为后世熟知。但此前四港通商时期制度如何？未见明文和研究。“令牌”中说：“查近年彝商罕到，或因从前牙行负尔财本、嵇尔货物，以致尔等疑畏不前，亦未可知。”又说：“今本将军清厘积弊，所到彝商皆选择殷实行家，公平交易，无有挂欠”。可以看出，前期外商来华，是要通过牙行交易，经过由官府选定的牙行代售代买的。乾隆22年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外国商船到广州，纳税、售货、购货均由行商代理。对此项制度，英商曾表示不满，具禀声称：“夷人与唐人交易，得个实价实货，得回本钱。如有公行交易，货低价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讲话。”嗣乾隆帝谕广东调查“外洋夷商到广，现在该行商等有无货已销售不即交价”、“代销售物蹉跌其价且拖欠不还”、“代买货物搀低搭假”等问题[⑧]。这与“令牌”透露的当时厦门外商“疑畏”的问题相似的，可以推测，四口通商时期与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制度也是相似的。据英国的记载：1684年“DELIGHT”号商船到厦门，中国商人们出价都一致，英国人以为是垄断，向衙门抱怨，官员叫他们去找一位叫LIMIA的人，他后来是商人协会会长，对英贸易就是由这个协会包税的[⑨]。这对“令牌”所说的牙行制度是一些具体的说明。
    《厦门志》卷五“船政”称雍正5年开南洋禁后始有贩洋之船，商民出洋贸易由“洋行”保结；洋行对官府有采办贡献之责，其承充进退由将军批准。但没有提及“洋行”同外商的关系。该卷记外国商船来厦，所举只乾隆46年后事。卷八“番市”记与厦门通商的国家、港口，有“网巾礁脑”，称雍正7年后与“网巾礁脑”通商。“网巾礁脑”为一海岛，地当今菲律滨棉兰老岛南部哥达巴都（COTABATO）一带[⑩]。而该卷并未提到通商者有“网礁”。以上数事都显示出道光年修志时康熙朝档案已有佚失，故记事缺漏。“令牌”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局部而推知清前期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恢复部分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