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私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走私贸易。这种贸易之所以存在，与敌我双方的经济形势及其措施是分不开的。
    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1936年日本各种军需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铣铁70%，铜59%，铝30%，棉花20%，铅8 %，锡29%，锌29%，煤油8%，羊毛5%，橡皮、石油，镁、锑等几乎完全从国外进口。（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出版社1939年版，第165页。 ）中国历来是日本所需生铁、煤、大豆、油料、生丝和盐等产品的主要供应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下令切断与敌占区的一切经济联系，日本除向欧美购买和从沦陷区掠夺物资外，还着力煽动奸商从国统区走私物资。每当新谷上市，日方便“重价收购”（注：《财政部安徽缉私处快邮代电》（1943年9月 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财政部缉私署档案。）， 用超过国统区4倍以上的高价到处收买猪鬃。（注：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中原的经济漏洞》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对于其它物资，日方也施予高价诱购。
    日本又是工业发达的国家， 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历来是中国。 1912-1931年，日本对华输出始终占日本对外输出的第二位，对华贸易总值每年占日本对外贸易总值的18%。（注：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9页。）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日本失去了巨大的国统区市场，于是它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华输出，经由沦陷区向国统区走私成了日本促进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1938年10月，由日本首相亲任总裁，外、藏、陆、海四相任副总裁的日本经济侵华重要机关--“兴亚院”设立，其下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两个“国策会社”，负责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经济侵略。这两个会社在中国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和“物资通济处”等机构，专门从事走私活动。（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13页。）日商廉价倾销其产品，拿价值3块钱的白银，可换取价值40余元的货物。 （注：《奸佞横行的闽南》（河南所检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日商廉价倾销下，走私鸦片、卷烟可获6倍以上的利润。 （注：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中原的经济漏洞》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奸商于是见利忘义，不惜挺而走险，大发国难财。
    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佳也是走私贸易发达的原因之一。
    抗战爆发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工业极其落后的国家。到1936年，外国资本大体上已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量的66%，在市场上煤产品一半为外商产品，英商开滦煤矿独占35%，发电量的55%也为外商控制。在纺织业中，外国资本占有纱绽数的46%和织机数的56%。国内出产的棉布中，外商（主要是日本厂）占69.8%。棉纱中，外商厂占33.9%。棉纱虽华商厂占优势，但所产以粗纱为主，能控制的也只占全部销量市场的20%。纸烟市场则几乎全被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垄断。有些商品，如煤油、染料、钢铁、机器等，则全部或大部依赖进口。（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抗战爆发后， 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沿海交通，海外输入受到极大的阻碍，国统区内各种商品奇缺，价格暴涨，输入有暴利可图，于是日本趁机向国统区大肆走私商品，而我国的特产，如桐油、茶叶、猪鬃，黄豆、特种矿产品等，本国又不能完全吸收，需大量外销，为日寇诱购创造了条件。
    我国海岸线漫长，地形复杂，敌我双方控制线犬牙交错，堵塞漏卮实属不易。这些都为走私提供了条件，而国民政府自身的疏漏也是走私猖獗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很重视反走私斗争，于1938年10月制定了《查禁敌货条例》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严厉打击走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受到极大的干扰。缉私部门中的腐败分子知法犯法，收受贿赂，“敌货检查处有时成了敌货通过处”（注：《皖南前线的敌货攻势》，《走私专辑》（上）。）。例如广西龙州缉私所所长罗东藩多次索贿，压制缉私工作。1939年2月，奸商农志丰将钨砂5千余斤、银锭200余斤、 汽油数十桶、机油十余桶等物资出售资敌，罗东藩竟听之任之。个中原由，不难查悉。（注：《龙州所长罗东藩对农志丰资运钨砂未予堵缉》（1939年4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的护私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西北，“近来伊盟及榆林三边等地绒毛走私之风非常猖狂，……军队包庇奸商在三边、榆林一带放价收购，……转至太原资敌。”（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电》（1943年9 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不仅护私，还参与走私。驻闽某师师长刘湘辅，勾结部下，每日护送私粮百余担出售资敌。每批私粮起运时，均有武装押运，遇有水路，即封用民船沿途不准盘查。各查缉机关因警力不及，无法查缉。上报官员哀叹：“军队走私固属常事，但未有如此公然，……官民无不周知。”（注：《101 师副师长刘湘辅等勾结部属护送食粮出口》（1943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还是大宗毒品走私的组织者。驻绥远某团团长侯顺轩借驻河防的便利，将驻地粮食大半私运渡河资敌，换购大烟。（注：《新骑3 师2团团长侯顺轩等走私情形》（1943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驻陕某团团长杨兴华，一次携带鸦片即有500斤之多。 （注：《呈新编骑兵第5师第2团团长杨兴华携鸦片案》（1943年9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各种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走私之风愈演愈烈。在浙西，奸商、“游吃队（游击队）”、帮会三股恶势力，结合成三位一体的走私集团。（注：《浙西的特产走私》（《新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无独有偶，在惠州，也有“一鸡三味”的说法，意即走私、包私与缉私三位一体。（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4页。）
    国民政府派出的收货机关工作不得力，在与敌物资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委员会所设的收货机关，单纯从增加利润的角度出发，往往把收购价格压得太低，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生产者无利可图。而敌人高价诱购，生产者往往愿意把产品卖给敌方。在广东电白，矿工一天可采钨砂半公斤，卖与政府只得1.8元，而当时米价为每斤1.5元，矿工辛勤劳作一天，买不到1.5斤米，何以养活一家老小！ 敌人策动的奸商收价为每斤14-16元，并且不用拣选，于是矿工为谋生起见，只得将钨砂卖给走私商人。（注：《钨砂走私在电白》（桂林《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收货机关的收买地区狭小，许多地区根本不去收。在浙西，吴兴每年产丝茧11万担、土丝2万担、绢2千余匹、花绢1万余匹、素绢2万匹；武康年产茧2千担、茶2千担；杭县年产茶50担、茧130万担， 收货机关无力全部收购，以至90%以上的特产被奸商收购卖与敌人。（注：《浙西走私的点线面》（重庆《扫荡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
    战时宣传不够，群众不明了走私的巨大危害，“百姓不以贩日货为罪大恶极”（注：《日货从武汉来》（重庆《国民公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缉私机关孤军奋战，陷入单独应付走私大潮的被动局面，缉私效果自然难以理想。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走私十分猖獗。“鸦片充斥，私货遍地，仇货比比皆是”（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大江南北，仇货充斥”。（注：《湖北缉私处处理境内游散军人阻扰缉私案》（1942 年6月），二档馆缉私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