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王朝定鼎以后，南京作都53年。其间，洪武皇帝曾以元氏阍弱，威福下移，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至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为由，对江南进行打击，强制迁徙富民14万户于凤阳。以后，又二次徙19600余户富豪于南京。永乐皇帝为兴新都之繁盛，又进行了一次将南京周围的苏州等10府、浙江等9省巨姓富民强行北狩，以实北京的大行动。因此，长洲梦苏道人王悊如是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三都、戌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这个以躬耕自约的荻乡处士，还颇具一番“隐抱显略，野怀朝忧”的心肠，平生有所见闻即笔之，没有什么忌讳。江南社会之演进，他很有感触。他的《寓圃杂记》，其中对苏州的盛衰记之颇详。他说，正统、天顺间，他进过苏州城，所见情景尚“稍复其旧，然犹未盛”。这是自明立国80多年的大体情形。在成化年间，基本上每隔三四年他要去一趟城里，“则见其迥若异境”，情况已改变了许多。至弘治时，苏州的社会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愈益繁盛”。但见那：“闾辐辏，万瓦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秔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市面上“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真是“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注：王悊《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明代江南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主要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明人奉为“圣明极盛之世”的那个阶段。顾炎武《歙县风土论》（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凤宁徽》第76页。）对明代变化状况作了这样的议论：自明初至弘治以前，犹如一年之中的冬至以后到春分之前，由于国家实施劝农政策，所以“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农耕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景象。此为农村小农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至弘治而盛极。正德末、嘉靖初，犹如春分以后夏至之前，是时农村中的小农经济状况已逐渐起了变化，人口滋殖，土地易主，田少人众。“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嘉靖末、隆庆间，犹如夏至以后、秋分之前，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干戈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严重挑战，礼法制度已发生危机。万历末叶以后则阴盛而阳渐衰，犹如秋分过后，冬至之前的时令，“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社会上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贫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农耕传统社会“淳朴”的社会风气破坏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沧桑变异，一派萧杀没落之气涵盖着大地。这种情形，尤以江南为甚。此观点从《浙江通志·风俗下》（卷100）的记载中，即可获得证实：“至宣德、正统，法网渐疏，奢侈竞起。成化、弘治间，役轻费省，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正德以来，贫耗而无高资，鲜所借贷，民由是困。”嘉隆万三朝以后，农村中封建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确实在日益加剧，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同时日趋活跃，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是所谓僭稌之风复炽。范濂《云间据目抄》中遂有“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之感叹。
    赵翼指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卷35。）表明他已经察觉到：明代中叶商品货币经济的很大发展，代表封建传统势力中的腐朽力量在不断扩散，以商人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市民群众一种新兴力量在崛起，及其对农本社会的危害。明王朝尽管采取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再也难以保持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历史评论说：“神宗冲令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既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仇，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散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注：《明史·神宗纪二》第21卷。）可见以损江南之有余去补落后地区的不足，用均衡姿态维护王朝政局稳定的措施，亦颇难奏效。张居正迹似专擅，雷厉风行起来的发展嘉隆以来的改革活动，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一发轫于江南的改革的被肯定与推广，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事实证明是相当有利的，尽管人们一再议论说“江南重赋”。“明初地旷人稀，土田不过亩一金，是时法尚严密，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不得辄用苧丝，女子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注：《浙江通志·风俗下》，转引自《太平县志》。）的社会面貌，在江南已经完全改变。王道隆《菰城文献》记云：今则“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有僭稌之风焉。”（注：《菰城文献》，转引自《湖洲府志·舆地略·风俗》，卷29。）吴江地区“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松江地区“虽奴隶快甲之家，（家具）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江阴地区亦如是：“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注：嘉靖《江阴县志·风俗记》，卷4；乾隆《震泽县志·崇尚》，卷25；范濂《云间据目抄·记风俗》，卷2。）松江地区“素称奢淫”，“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朴之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江南社会的这种变化，撞入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必然使他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和交融，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