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大裂变，经世致用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潮的蔚成，启蒙学者群星的争辉，正是在如马克思所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严峻的阶级矛盾、迫在眉睫的民族斗争，以及史家每以江南地区为例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旧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矛盾，给他们驰骋的思想进路提供了一个相当的时空舞台。“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而是“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历史的某个阶段。封建国家政权虽然腐败却依然强大，使得“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并“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和“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页；第4卷第483页。）比如赵翼指出的中明以后“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吸血，天下咸被害矣”（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矿税之害》，卷35。）即是一例。史料记载说，浙江永嘉地产美梨，县官命“悉伐其树”；江苏虞山出软栗，守令“命种者悉拔去”，都担心日后会遭到六安茶“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弄得一境之民“鬻产卖子以买充者”（注：陈继儒《见闻录》卷6；《读书镜》卷7；陈霆《两山墨谈》卷9。）的命运。在封建专制超经济掠夺下，农民起义、市民斗争烽烟四起，形成了明代中叶以后阶级斗争的新格局。
    发难于西北地区的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却始终没有挺进江南，其原因从直观上来说，是江南地区始终没有出现类似北方那样成千上万的流民群，缺乏一种与起义军共同的阶级基础，从更深层次来看，则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状况的改变，至满清铁蹄蹂躏，威胁到江南地主集团以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于是，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和不绝如缕的反清思想之场景。
    在那些抗清反清志士中，很不乏靠着江南先进经济的营养哺育出来的文人与启蒙思想家。“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之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6页。）当他们驰聘在疆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箝制江南士人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监狱中熬刑受戮之时，夭折了的启蒙思潮所遗留下来的“先哲的精神”，（注：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其特具的魅力，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