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商业的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商品化，支持了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明朝中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是农产品多种经营的地区。除了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其他农业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张羽《芙蓉庄记》云：“吴兴为东南沃野，山居竹木材章，水居菱芡芰荷，田畴繡淛，陆地桑麻菽茭蔬果，此其利皆可致千金。”人们“爱地重于金玉，虽尺寸不以假人。”土地的价值和使用率相当高，“其为卉木花草，芬葩艳丽，可以娱耳目而妨地利者，悉弃不好。”对田地的经营，精耕细作，“时察百物丰俭而贸易其间”，生产以营利。（注：张羽《张来仪文集·芙蓉庄记》。）温鼎《现闻偶录》谈南浔情形说：“新谷登场，不闻从事于春花。前志所载田中起濛，插种菜麦，今皆无有，惟垄畔桑下，莳种蚕豆。吾镇所辖十二庄，大率如此，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更有甚者，“近市之黠农，专务时鲜蔬瓜，逢时售食，利市三倍”。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记常熟谈参（谭晓）雇工搞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事例。此人颇“有心算”，他把乡人抛荒的洼芜之地“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把最低洼处改造成池塘，周围高垅“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被他改造的池塘“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陆地上则“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这样规模的生产经营，当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另外，在其土地所辖之“乌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他把每天出售回笼的货币，分别投入各种标着农副产品名称的匣中，“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可见其商品生产的规模。这都是江南地区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
    江南农业多种经营经济，又有助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也有助于作物种植的专门化和商业性农业区的形成。陆容《菽园杂记》云：“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湖州人家，绝不种牡丹，以花时有事蚕桑，亲朋不相往来，无暇及此也。严州及于潜等县，民多种桐、漆、桑、桕、麻、苧。绍兴多种桑、茶、苧。台州地多种桑、桕。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谷等木，浙江诸郡，惟山中有之，余地绝无。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亦不留恶木，此可以观民俗矣。”朱国祯《涌幢小品》言：“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故“新丝妙天下”。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是明代开始发展的新产业，叶梦珠《阅世编》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至清代中叶，犹“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注：褚华《木棉谱》。）林则徐估计植棉要占农业经营的70-80%，从事纺织业的人数，也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黄《锡金识小录》云：“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因此，松江的棉织业中心，苏杭的丝织业中心的产生，无锡“布码头”的声誉，皆由此而起。
    江南农村中，有着地主和小农两种经济成份，与此相适应，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导致了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比较松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地主和富裕农民逐步走上经营地主的道路，使用雇工劳动力必然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张履祥《补农书》中说：“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雇工的“骄惰”并且“成风”，说明其人数众多力量的增大，也说明雇主的普遍，雇工游离性和选择程度的加强。总之，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雇佣劳动者不仅受雇于农村，而且还大批向城镇溢散，与城镇雇佣劳动者一起，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及其后备军。
    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江南地区都市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原有城市的城区不断扩张，街坊延伸，商业网点拓展，座商数量剧增，大小铺店连门；新兴集市平地张幕，画界成巷；有些集市点逐步发育固定摊位、店铺，百业开发，居民日众，“成都成邑”。如黎里镇，已发展“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江南巨镇，入清后“居民更二三倍”；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顾公燮说：“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南京留都，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和“南北商贾争赴”的繁荣城市，初步统计已有缎子、酒坊、磨坊、香蜡、医药、米豆等95个行业。（注：正德《江宁县志·铺行》上。）《雪堂随笔》记其侵官道以为肆的现象云：“繇礼部西出三山门，所经皆通衢，可容九轨。后以民之居肆者，增置篷搭，以便贸易。部因其输税，听之，不为限制。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不可方轨。”而原有的专业性坊巷，“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市井》，卷1。）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已冲破“各有肆区”的旧制，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前提的日趋合理的布局。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众多的人口，居民“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至明末，扬州的人口就增长到80多万，“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扬州、瓜、仪经纪不下万数。”（注：万历《扬州府志·习俗》卷2。）
    星散在江南水乡与城市间的市镇，少则数里，多则一二十里，交通非常便利，形成了商品经济交流的网络体系，不仅对于本地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亦对本地与外地的经济沟通，具有相当的作用。本地的丝棉纺织品“衣被天下”，各地的“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挟重资而来市”。他们出手“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注：康熙《吴县志·物产》，卷1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这种交易盛况即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表征。
    （四）
    江南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但影响到全国的经济形势，而且成为张居正奋起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元辅张居正以他特有的权威，“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以“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为目标进行的改革，对万历政治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那“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注：《张文忠全集·文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的思想，以及他支持顾九思等关于撤回苏松织造内臣的建议，减轻江南机户负担等举动，无疑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产物。吏部尚书张瀚的祖上，是江南靠纺织起家的大户，他很懂得“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的道理。对业商工作之人观念的改变，正是中明之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昆山归有光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注：《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辰》，卷15。）说明传统的“四民”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模糊了，士大夫不言谋利的精神堤坊溃决了。“文士无不重财”，连典当业这样一向被文人轻视的行业，“今士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言鲭》。）明人对子孙的庭训，也把“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作为男子“治生”的必要手段。（注：《课子随笔》卷2，转引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正因为此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才形成了如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提到的“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以及胡敬斋在《居业录》中所提到的“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的思想。这种发展趋势，使重本抑末的积极拥护者如何良俊那样的名宿亦兴叹无奈，即便是道学家的脑子，也不得不开始转过弯来。《传习录拾遗》载说，王阳明就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然而“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高级官员与著名学者文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当局对抑末政策的松弛和社会舆论的转向，同时表明了工商业者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