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时人把他们观察感受到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论，自身的社会关系、利益所在及社会责任，进行了多种样式的思考，不断地在更新着自己的观念，生成与社会比较适应的观念群。今之世风侈靡极矣，雕文刻镂，刺组锦，工作淫巧，世皆舍本而趋末。一股功利思潮的潜流又升腾而起，“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是以称善士矣。我未见之也。”（注：谢肇阓）《五杂俎·事部》。）何良俊说，中了进士的，对过去谈文论道的朋友已失去兴趣，“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凌初写道：“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功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清人刘於义说，山右的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朝廷也清楚，这些地区是“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2年5月奏疏、朱批。）明宗室朱载《醒世词》中，有一首刻划一个小商贩心态的《做好梦》诗：“正三更，我做了个好梦儿……出了几股本钱，置地土，买下庄院，干监生，成门乡宦。众亲友齐来瞧看，我家下骡马成群，喜地欢天。我的银钱，被那不成材的妻儿，一足蹬散。我的银钱！再想做好梦，难上难！”清初名士廖燕也有《钱神论》，内云：“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使役，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莲溪居士薛论道抨击道：“人为你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因，一个个，因他丧了。”（注：薛论道《林石逸兴·题钱》，卷5。）表达了一种对社会上拜金思潮的强烈不满情绪。
    货币经济骤然勃起，逐利拜金蔚成思潮。“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注：马克思《资本论》卷1，第1077页。）金钱的魔力，使万世不易的纲常名教颓败沦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在朽坏腐烂，封建道德的危机出现了。于是，一股诅咒金钱铜臭的思潮同时发生：“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人道黄金可爱，我怕黄金为害”，要“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注：《说郛》卷77；《林石逸兴》卷1。）要把它彻底消灭掉。黄宗羲说：“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富之家，三也；轻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五）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征和环境特征，并由此引发社会意识的嬗变。此种变化诱导的心理感召，使知识阶层中的一些分子的思想进路朝着一个方向趋同。他们的思想劳动成果，无不迸射出时代的火花，使他们得以跨越时空，结合成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前的先进知识群体，星光灿烂，闪烁在黎明前的夜空。
    得风气之先而开了眼界的徐光启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故他努力“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又“独得泰西之秘”，（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与科学文明结了不解之缘。强烈的爱国热情，赋予他战胜学术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在总结传统经验与引进西方新学的基础上，他“杂采众长，兼出独见”，为的是使“率天下而丰衣食，绝饥寒”。（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的一个书生，他为“欲求超胜”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竭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同时也深感到“忧天有志，而匡时无术”的苦恼。
    明王朝的病入膏育与江南等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刺激和推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实学的重视。他们以广博的学术修养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结束了王阳明心学对思想文化界长期专政的格局。他们掀起的思想解放思潮，造成了一个时期学术和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
    顾允成对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及其清谈风气批评说：“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注：高攀龙《顾季时行状》，载《高于遗书》卷11中。）“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封建制度的铸造下，读书人几乎都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追求同统治者的需要揉合在一起的。读书做官，发财致富。官无论久暂崇卑，必有华屋接阛阓，良田连阡陌，积货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在朝作官宦，在野为乡绅，还有一批口若悬河的鸿儒。封建社会的衰落，当然也是士大夫及其正统思想的没路。中世纪黑暗中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在商品经济车轮的启动下，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了一种向新的追求转变。他们敢于直面旧的世界，举起了批判的大旗。
    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主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则指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所以处理天下之事必须要“循天下之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指责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甚至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话来。“国”与“天下”两种概念的树立，引伸到“亡国”不等于“亡天下”，将天下的兴亡，维系于每个匹夫，使之对社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李贽在《答耿中丞书》中对几千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了否定，宋应星以其实际行动对读书人的科举独木桥进行了无情鞭挞。戴震说：“凡是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得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了理学家否定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空谈天理的荒谬，并认为与“酷吏以法杀人”一样，“后儒以理杀人”，（注：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统治者祸国殃民的工具。李贽则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注：《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他从小就“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的童心说，黄宗羲、顾炎武的诗论，袁宏道的文论，冯梦龙对世俗人情的小说演绎，汤显祖对梦幻世界的精神寄托等等，都是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和睿智卓识，对道学家乏昧枯涩的载道文字作对抗。而如徐霞客的《游记》，乃是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的结晶。李时珍那“如入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则是他用27年之功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五上公车不第”之后，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生涯中解脱出来，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薮内清教授语）--《天工开物》（注：《徐霞客游记》第1261页；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成为“中国的狄德罗”（英李约瑟博士语）。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述，无不都是从实业实学上殚精竭虑的做功夫，想把中国文化致思的重点，引上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所需要的轨道，也就是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叩响近代社会的大门。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评论音乐艺术家朱载堉的时候，曾经这样断论：“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注：转引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