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私的状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天津是日本在华中走私的重要据点，敌货运至平津后，向南沿平汉、正太、同蒲三路运至永济，经河南奸商之手，从黄河各渡口走私至西安及陕西南部各地，有时远抵成都。上海是日本对华走私的最大据点，除一部货物系由日本国内运来外，日方还劫夺宁沪未及拆迁的工厂，以其产品冒充国统区工厂的产品，运销内地。各地敌货运抵武汉后，大部分循长江西运，直达沙市，或偷渡洞庭湖运销湘西，也有一部分溯汉水而上，经钟祥转运鄂西。广州是华南敌货走私内运的大本营，广州敌货一部分沿西江西运，一部分沿粤汉路北运转销各地。也有一部分敌货运至香港，不经过广州而直抵广州湾或大鹏湾登陆，或由越南河内分运广西镇南关及云南河口，偷销内地。（注：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1940年，第42页。）具体的走私据点，仅在沿海就有700处以上。 （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会1941 年印行， 第419页。）这样，在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及国统区内部， 形成了密密麻麻的走私网。相对而言，从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的逆向路线比较短促，多由游击区或接近战区的国统区地带向沦陷区走私。
    参与走私的人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奸商、退伍和现役军人、公务员中的败类分子、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土匪私枭，还有一般的贫苦百姓，其中奸商走私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注：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以下简称特调处）编：《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1年版，第143页；《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2页； 国民党宣传部编：《如何防止走私》，1942年，第1页。 ）奸商往往与日寇的倾销组织和各地特殊势力勾结在一起，他们的组织形式为：第一，独资经营。或专营运输，或专营推销，或两者兼营；第二，组织公司。一般规模较大，或公开经营，或托名接洽；第三，临时合伙，系遇到新到的某种私货待销，临时集资经营，交易成功即告结束。（注：国民党中执会训委会编：《中国战时经济问题》1943年第124页。）
    就走私的方式言，可分为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在西北的甘、宁、绥一带，走私状况一反内地，极为公开。由甘、宁、绥运抵包头的土货，在国统区由当地驻军分段保护，抽取税金，到敌占区后由敌军保护入城。（注：特调处编：《甘宁绥三省走私概况》（油印本），1941年。）更有走私团伙手持枪械，明目张胆地走私。但大多数走私因时势所限，仍采取秘密方式进行。秘密走私又可分为隐藏规避、蒙混取巧、假借名义和贿赂收买等方式。（注：财政部贸委会湘桂办事处编：《湘桂两省走私情形调查报告》（复写本），1942年。）至于具体的走私方式，则诡计百出，无奇不有，如用包裹邮寄私货，挖掘地道偷越关卡等，不一而足。
    日本由沦陷区向国统区走私的货物，大致可以1941年为界，前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十类：
    1.纺织品类：棉纱、布匹、人造丝织品、呢绒等；
    2.食品类：面粉、米、谷、盐、碱、糖、海味、咸货等；
    3.日用品类：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火柴、煤油、蜡烛、伞、磁器、颜料等；
    4.文化用品类：钢笔、铅笔、油墨、橡皮、图钉、纸张等；
    5.奢侈消费品类：香烟、酒（果酒、啤酒）、玩具、照相器材、化妆品、滋补品等；
    6.五金百货类：理发刀剪、铁钉、缝针、自行车及零件等；
    7.工业用品类：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电池、汽油等；
    8.肥料类；
    9.药品类；
    10.毒品类：鸦片、海洛因、吗啡、高根、红丸等。 （注：陈介生前揭书，第43页，《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145页； 《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
    总而言之，日本向国统区倾销的私货，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货物种类以奢侈性的消费品为主，民生必需品较少，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染料、汽油、五金的数量微乎其微。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策动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走私更是不遗余力。奸商每向国统区销售一两鸦片，日本便给“奖励”数十元。（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日寇的煽动下，其毒化政策由沦陷区延伸到国统区。日寇还以“帮助”中国人戒毒为名，向国统区大肆贩运毒品。日本东兴公司声称发明了一种名为“东光剂”的戒毒剂，但在该制剂中“须加入一半份量吗啡”。通过该制剂，可以“捕捉到他们（吸食者）的特殊性格，可随意控制他们的生死”，并“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利益”。可见，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品。贩卖的目的是获取非法利润，再来抢购“敌占区[国统区]军用物资和第三国的援蒋物资，并将交换物资移交军队当局”，同时“还收集未占领区的情报，刺探敌情”。据透露，仅1939年2 月一次，东兴公司就向中国境内贩运了这种毒品一万公斤，攫取中国铜、铁、铝、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中国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
    1941年7月，英美宣布封存中日两国资金， 日本利用倾销货物套取法币外汇的方法失去效用，它的经济侵华策略随即改变。从该年10 月9日起，禁止沦陷区一切物品运往任何口岸，尤其是香港和缅甸。（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4页。）与此政策相配合，日方制订了华北《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其第17条规定：“努力套取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由师团自身及一般商人统制，利用特务机关实施之，重要者则报告方面军。”第18条更明确规定了可流出的物资：“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绢丝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并由军方规定路径，以交换商品。”（注：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此后由沦陷区走私到国统区的物品，本来就十分稀有的工业和军用物资已近绝迹，生活必需品也较罕见，而奢侈性消费品和毒品大幅增加，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资敌的物品种类一直比较固定，以日本急需的物资为主，极具地方特色。除粮食、油、牲畜、木材、薪炭、茶叶、药材、漆、蔗糖、樟脑、笋干、瓷器、苎麻、羽毛等生活必需品、各地特产，金银、法币等硬通货和货币外，钨、锡、铅、汞等特矿产品，铜元、废铜铁、棉花、桐油等战略物资被大量走私资敌，其中以粮食、桐油和特种矿产品数量最为巨大。（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77页。）更为恶劣的是，在福建，竟然发生壮丁被走私出境的事件。（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走私的数量如何呢？由于走私具有高度的隐蔽性，要正确估计其数量是困难的，因此各家估计不一。据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函称，1939年度敌货输入超过3亿元之巨。（注：《大公报》1940年4月29日。）而常奥定先生据可靠的报告计算更不止此数。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日本由平绥路以及黄河走私到察、绥、晋、陕、甘、宁等西北各省的货物，每年价值约3600万元。从广州湾、北海走私到华南的敌货，仅麻章、遂溪一路，每日即有40万元之多，每年约有1.4亿元。 此外从陇海路东段、宁沪路、沪杭路与长江水道分散走私到苏、浙、鲁、皖、湘、赣等省，以及从广州、汕头、厦门分散走私到粤、桂、闽等省的敌货，合计每年约2亿元。综合以上各路敌货走私的数额，每年在4亿元以上。（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2页。）
    由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资敌物资的数量和价值，历来缺乏统计，难以估算。仅在1938及1939年，皖北就有300万石粮食走私资敌。 （注：《淮河线上的经济战》（衡阳《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由于大量粮食被走私资敌，在华中、华南许多地方竟出现丰年粮荒。在1939年由国统区出口的80万箱茶叶中，有1／4被走私到了沦陷区。（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会1941年印行，第423页。）据唐凌先生估计，在抗战期间， 钨、锡、汞、锑等特种矿产品，至少分别有2000、20190、410和7417吨被走私资敌，价值3128万美元以上（其中汞因国际市场价不明，未统计在内）。（注：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以上数字是否确切尚有近一步研究的必要，但即便是如此规模的输入流出，已相当令人触目惊心了，也必然会给抗战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