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私的影响
    猖獗的走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都给抗战带来巨大冲击。
    在经济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国家税收锐减。抗战时期，在云南海关，据估计每年仅能收到应收税款的1／3，其余2／3白白地流失了。（注：《滇南的走私问题》（湖南所检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据前文统计，每年敌货在国统区走私倾销的总值都在4亿元以上，给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造成了巨大损失。
    其次，走私破坏国统区的工农业经济。国统区由于出海口被封锁，交通运输困难，原料减少，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难与低价倾销的走私敌货竞争，敌货在国统区市场上占了上风，阻塞了国货的销路，阻碍了国统区工业的正常发展。1940年，日产棉纱竟走私至四川万县，每件600余元，较国产棉纱便宜400元。经营国货的小本商人叫苦不迭。在宜昌市面，四川产的麻线蚊帐颇受消费者欢迎，而日产廉价棉纱蚊帐输入后，麻线蚊帐便无人问津了。（注：刘耀燊：《中日经济战》，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79页。）
    由于贩卖私货有利可图，部份农民和工人不务农工而专事走私，结果农村劳力减少，田地荒芜，工业不振。在皖南的郎溪、广德两县，1940年前有熟田3.3万亩，1941年因农民离田走私而抛荒6千亩。赣东浮梁一带瓷业工人，也受走私重利的诱惑，纷纷弃工从商，专营走私。（注：《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146页。）这种现象越靠近前线越严重。
    最后，最主要的经济危害在于，日本利用走私诱购国统区的物资，套取法币，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不利于国民政府对敌实行经济反封锁，使国民政府在中日经济战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封锁中国海外交通。“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于8月25日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 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发言人宣称：“对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
    在阻挠中国对外联系的同时，日本向国统区大量走私其廉价商品，套购法币。仅在1938年冬至1939年春，日方便在淮河流域每天套购法币200万元。 （注：《淮河线上的经济战》（衡阳《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日本把从各地套购的法币，集中运往上海黑市，套取法币外汇基金。据统计，从1938年6月至1940年5月被日方套取的法币外汇金额约在2亿元上下。（注：寒芷：《战后上海的金融》， 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第14页。）
    日本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向国统区大肆走私廉价过剩商品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换取法币，抢购国统区物资，扩大其商品市场，发展其工商企业，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阻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它的附庸；另一方面，套取中国的法币外汇基金，从欧美购入它所急需的钢铁、汽油等战略物资，制成飞机、大炮、坦克来屠杀中国人民。
    1941年7月英美冻结中日资金后， 日本已无法再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它随即对国统区实行物资封锁，又唆使伪组织颁布所谓《通货统一令》，规定自1942年6月22日起，禁止法币在沦陷区流通， 强制人民把法币以2∶1的比率兑换伪中储券，同时把军用票对法币的比价，由1 ∶4提高到1∶20。（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5页。）日伪意图乘机大量收兑法币， 集中起来从国统区抢购战略物资，又可破坏法币信用，将法币逐出沦陷区，使其大量涌入国统区，加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造成国统区物价奇昂的状况，使向国统区走私更有利可图，煽起更加炽烈的走私风潮。
    国民政府对敌人的走私阴谋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但私货大量出入的状况一直没有扭转。1941、1942两年，仅从桂越边境走私出口的铜元每月就有700吨， 差不多等于每月给敌人输送了制造一艘船所需的铜料（每造一艘船约需铜1000吨）。（注：《各缉私处查获私运铜元钞票银币水银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缉私署档案。）1944年6月， 从各地运往澳门资敌的钨砂大约有620余担，另外还有价值50万元的钨砂。 （注：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经研室编，《敌伪经济参考资料》第4期， 1944年7月10日。）
    各地还发生了物资倒流资敌的现象。在日方的高价引诱下，奸商不仅把各地特产走私资敌，还将抗战爆发时历经千辛万苦从沦陷区抢购的重要物资，如棉纱、布匹、西药、机器零件、五金、汽油等，又重新运回沦陷区资敌。（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
    成千上万法币和各种战略物资日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向敌占区奔流，无疑给日本侵略者起到了“输血”的作用，使国统区患上严重的“贫血症”，延长了日军负隅顽抗的时间，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言之令人痛心。
    走私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对抗战造成的危害与经济上的危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走私制造了大批汉奸和准汉奸。
    参与走私者，大多为寡廉鲜耻的奸商、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他们在日本的重利勾引下，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驯服走狗。日方的走私组织，大多是利用各地奸商和特殊势力构成。这些人同日本在走私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敌人到来时，往往从切身利益出发，对敌人无耻迎迓，给敌人以种种便利，甚至干脆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心从逆，出面组建伪组织。如在浙江永嘉、宁波、绍兴和福建福州等地沦陷以后，都成立了以走私奸商为主干的伪组织。（注：《如何防止走私》第10页。）许多参与走私的人即便未沦为汉奸，也淡弱了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意志与决心。
    第二，走私腐化了公务员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
    保、镇、乡、区长乃至县长、封锁处主任，都有放私、庇私之现象，使基层政权受到严重腐蚀。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群众愤慨地说：“佩带证章的人员不走私，便没有人走私了。”（注：《广东前线的走私》（重庆《时事新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走私来钱容易，花得也快。在走私成风的地方，往往赌馆发达，“花会”盛行，奸商们打麻将、喝酒、嫖妓、抽大烟无恶不作，社会道德随之沦丧。同时，日本利用奸商，实行其一贯的毒化政策，大量偷运进日本“特别优待之毒品”（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引诱中国人民去吸食，毒化中国人民，使他们丧失抵抗侵略的力量。
    第三，走私破坏抗日的国防。
    走私者频繁出入国统区和沦陷区，对各地的港湾、河汊、山岭等交通情况都极为熟悉，很容易于有意无意间暴露我军驻防情况，成为日军的耳目。每次敌人窜扰，都有无耻汉奸为敌人带路。例如日军轻涉钱塘江，就是由其伪装成走私船只渡过的。（注：《如何防止走私》第10页。）
    最后，走私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如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教训最为惨痛。战前，中国第38集团军驻于陕县的黄河南岸，地势较北岸为低，不易防守，与敌阵地隔河相对仅里许。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与奸商杨庆亭相勾结，自进入防地后，就开始贩卖毒品。在他的带动下，该军上下许多人以贩毒为业。1941年5月7日，日军已在中条山发动进攻。次日，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询问前线情况，正忙于贩毒赌博的李家钰竟回答“无事”。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军队上下唯利是图，走私风炽，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重点号为原文所有]为最大之原因。”（注：《卅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走私贩毒等事宜》（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