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中可知，郑成功本人并不热心支持隐元赴日弘法，只希望他在国内传教，“不欲大师飞锡他方”。郑成功所以要“拨舟护送”隐元赴日，是因为“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因为日本的屡次诚恳邀请，盛情难却。从信中还可感到，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主要是佛教信仰者与高僧法师的关系。高僧法师执意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福建沿海与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由郑成功控制，郑成功拨船护送是在情理之中。
    在厦门，郑成功和隐元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呢？从信中也丝毫看不出。甚至连隐元赴日的具体日期，郑成功也并不很清楚。“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及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隐元临行前，郑成功并没有跟他告辞，只是在隐元走后的第二天上午，郑成功才得知这消息，认为失礼而在信中赔礼道歉。如果隐元是郑成功派出的特殊使者，恐怕不会是这种情况。
    当然，郑成功和隐元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抗清复明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清兵的南侵，使隐元所主持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屡遭骚扰，不得不经常到其他寺院避难。清兵的烧杀抢掠，也使得隐元对明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感情上的相通并不等于就负有秘密的使命。从隐元在厦门的行踪史料中，并无发现他与郑成功的秘密关系。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我们只能说，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法师的关系。隐元的赴日，是为了传弘佛法，隐元并未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三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是否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以及在此前后有无向日本借兵的事例。
    郑成功一生主要的时间是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拜谒南明隆武帝，被赐国姓。第二年，他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诸策，受封忠孝伯，拜御营军都督。他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的将领兵士、山海险要，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他也主张通洋，然而通洋是为了裕国，是想通过与外国的贸易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依靠外力，倚重外力。
    记载郑成功派遣使者赴日本的史料主要有《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据这二书记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9 〕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在这条记载中，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牵涉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惕心理的，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这也许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倭冠之患尚殷鉴不远之故。以此戒备心理，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事实是，冯澄世没有提出向日本借兵的建议，郑成功也没有考虑到要向日本借兵。
    以上是隐元禅师赴日前郑成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记载。可以说，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前，郑成功并无向日本借兵的先例。那么，在隐元禅师赴日之后，有无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记载呢？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上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不过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而在日本，却有些载籍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有些日本小说更是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地编出了这样的故事：由于郑成功的乞师，日本幕府召开廷议，有尾张、纪伊、水户三位将军慷慨激昂，各陈理由，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大军跨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这些当然都不足为信。
    郑成功此信写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根本没有必要向外国的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清朝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认为郑成功有向日本借兵的另一根据是《海上见闻录》的记载。该书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看此记载，不仅郑成功向倭国借兵的事实确凿无疑，连隐元禅师的赴日也与借兵的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条记载却是错误的。隐元赴日，时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有他弟子所编的年谱等一系列记载可证。至于郑成功派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一事，据新发现的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所藏的隐元来往信件中，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信件。张光启是郑成功的重要将领，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该信上有“佛弟子张光启顿首拜”的字样。信中谈到“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即自己奉郑成功之命到日本修好邦交的事，根本没有提到借兵。从信中可知，在这一年的七月，张光启奉郑成功之命往日本修好外交，是否借兵，尚无实据。既然这条记载中的隐元赴日之事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也非要承认它记载的借兵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以讹传讹呢？因此，《海上见闻录》上这一条记载，是不足为信的。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