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探讨他到底是否负有郑成功的特殊使命。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日本庆安三年）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日本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日本了翁道觉回忆说：“当隐老（隐元）来日本日期确定，日本四方僧众喧动。到七月五日着岸时，肥前，肥后两州的男女老少罗拜路傍，僧俗双迎隐元到东明山兴福寺安坐。”〔10〕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家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演所折服。
    隐元在兴福寺弘法的成功，名声大振，日本各地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他到日本还不到一年，但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11〕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日本明历元年），隐元禅师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努力宣扬黄檗宗风。经过宣传介绍，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
    顺治十五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万坪（330公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雕刻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
    1664年（清康熙三年，日本宽文四年），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73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禅学著作。
    从隐元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而不是在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正当隐元禅师在日本名声雀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福清黄檗山的主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归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隐元决心效法鉴真，留在日本弘法。从隐元赴日不返之事也可看出，他与郑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关系。
    隐元在日本，虽然没有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却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 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 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 ／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 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画印刻、雕版印刷、医学、音乐、烹饪技术、生活方式等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他所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郑成功出于对隐元禅师的敬重，拨船送他赴日，促成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善事。所谓的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隐元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二则，隐元和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和佛教信仰者的关系，从新发现的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材料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往来。三则，当时郑成功也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在此前后也没有此类行动。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隐元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中看出他确实是在专心弘法。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郑成功依靠本国力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一样，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