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党政要员迅速作出依赖国联处理事变的决策，并立即实施，仿佛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这是否表明国民政府早在事变之前就已有筹备呢？也就是说，依赖国际力量来抑制日本是否就是国民政府早已确定的外交政策呢？要解答这一问题，还必须从“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曾出访日本，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北伐统一，但日本方面为维护其所谓在“满蒙”的权益，出兵山东，干涉国民政府的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案”虽经中日双方直接交涉，以日本撤兵结案，但中日关系因“济案”所形成的阴霾并未随之而消失。尤其是随后日本对“东北易帜”的阻挠，更加暴露了日本强硬推行“满蒙政策”的图谋。这些不能不影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国民政府事实上也开始以一种警觉和谨慎的态度来考虑中日关系问题，如1929年4 月制定的《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就将日本列为第一假想敌国。草案中指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豫想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之日本”；并认为最有可能发生战事的地方是山东，因为对日本来说，“占领山东，其直接为图在华北之势力，而间接则为巩固其经营满蒙之政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这说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从侵华阴谋及中日矛盾的严重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如何应付这种危险呢？国民政府认为，在政治上因美国与日本存在利益冲突，应当“遇事与之声援”；同时又指出，“预想某国将加侵略于我时，应运用外交手腕，以联结其他各国之盟好，使其孤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这里的“预想某国”显系指日本，所要联结的国家当是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欧美国家。正是在此种前提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间接地来抑制日本；二是尽量避免中日矛盾的激化。
    就第一项内容来说，国民政府追随美国加入非战公约，聘请欧美国家的有关人员为国民政府顾问， 改善与国联的关系等等。 欧美国家在1928年以后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如同意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积极干预与国民政府有关的“中东路问题”。美国还为国民政府提供救灾的美麦贷款。国联则在拉西曼的计划下，在公路建设、公共教育、农业、文官制度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供帮助。国民政府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处于稳步发展之中。就第二项内容而言，国民政府在“济案”以后，对日本总采取消极态度。外交部长王正廷说，对“济案”的遗留问题，“俟其觉悟再与之交涉”（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290页。）。对中日间的关税问题， 王也主张“以不了了之”（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176页。）， 对当时中外关系中的法权问题王正廷则明确指出“交涉重心，厥在英、美、法三国，本部奋斗之力，亦集中于此”（注：辽宁省档案馆编：《秦系军阀密电》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页。）。 这表明国民政府外交部竭力避免与日本就敏感问题进行交涉，尤其是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改善中日关系。不仅外交部是这样，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亦有此种心理。如蒋介石在纪念“济南惨案”一周年时就说，对日本，“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16页。）。这话尽管还包含着其它动机，但对日退避之意甚著。又如对国民政府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力的戴季陶，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仍认为：“对日总以不问不闻为唯一无二之好主义，若至于国家存亡有关时，则以死拼之”（注：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如果我们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两项内容的实施情况作一番比较，则不难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联合欧美抑制日本就已成为一项稳定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东北贯彻得最为明显，张学良积极把美国势力引入东北。1931年春，东北当局向美措款1000万银元修筑铁路，后又与美商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和商谈了建造汽车装配厂的事宜，还与荷兰一家公司签订借款2000万美元以修建葫芦岛港的协定。而对日本，据张学良的要员戢翼翘说，“易帜”以后，张学良“把对日外交全交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而碰到不能推的问题就拖（注：李毓树等：《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第72页。）。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鉴于中日关系的状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对日政策中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以欧美抑制日本的政策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日之间一旦有较大冲突就很容易请求欧美国家干预。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9月10日，外交部曾向新闻界表示， 准备将中村事件真相及“日方企图满蒙特殊权利事实，相机向国际宣布”（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9页。）。在这里，国民政府虽然未提出向国联申诉，但希望国际干预中日纠纷问题的意愿已露端倪。因此，从外交政策的发展来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迅速确立并实施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说是其长期以来实行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以前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政策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也就很容易形成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在决策时的共识，从而使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