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龚自珍关注边政的由来
    绥靖西北和在新疆设省，是清代边政史中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1〕龚自珍向有经世抱负，对边疆史地， 尤其是干戈叠起的西北边疆的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新疆正式置省前六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新疆建省计划。可见他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2〕
    龚自珍对西北边政的关注，由来有自。由于受到家学的影响，自珍对汉史宿有研究。〔3〕汉朝开拓边疆和张骞、 班超使西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不断激荡他内心的“剑气”，〔4〕引导他注目西北。 他在《汉朝儒生行》七古中说：
    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
    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来同稿街宴。〔5〕又在《漫感》中说：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6〕都多少流露了他内心的这种感情。“绝域从军”，既然请缨无门，自珍只好寄情于边疆史地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珍的曾伯祖父龚鉴（1694-1739）在雍正年间曾主张在西北兴屯，杭世骏（1693-1773）在《龚鉴传》中引录了他的建议：
    方今百务奋庸，通达国体之士，罔不畅怀厥来，而独东南之飞挽未舒，西北之土田未辟。然则大利之兴，合在今日。〔7〕
    自珍视屯田为在新疆建省重要的一环，与先人的构想，可谓前后一致。
    有学者认为自珍边疆史地的关注，主要受到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等常州今文学家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说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也染上《公羊》“三世”说的色彩，〔8 〕这种看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自珍先世的情况了解不足，忽略了家学对自珍的影响，因而在推寻自珍的进步思想时，陷入了泛“公羊学”的模糊认识中。〔9 〕其二是自珍之前清代今文学家最关心的是维持满清的皇权和“大一统”，〔10〕而不是具体的民生国故。要到龚自珍和魏源出来，才利用今文经学鼓吹经世。因此说自珍的边疆史地学源于庄、刘，未免倒果为因；说自珍依“三世”说构思新疆建省计划，更牵强附会。
    自珍关注边政，除了有家学的影响，也和时局有密切关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大和卓木（汉译博罗尼都或布拉呢敦〔？－759 〕）后人张格尔（1790-1828）借浩罕兵入侵南路回疆，〔11〕由于管治新疆的将军、大臣等官员平日渔肉回民，〔12〕故不少回民从变，乾隆化了大气力绥靖的新疆再起烽烟。当时自珍刚出任内阁中书，〔13〕正值壮年有为，马上写成《西域置行省议》，表达他对谋新疆求长治久安的见解。次年，他又上书刚出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乡试房师宝兴，论抚驭回民事宜，并附呈《西域置行省议》。〔14〕道光六年（1826）秋，张格尔再入侵南路，“喀城回子，全行变乱”，〔15〕形势十分危急，自珍不禁“对月思西秦”，〔16〕担忧新疆的变乱会牵动大局。道光八年（1828），张格尔被擒伏诛。〔17〕次年，自珍会试中式，朝考题目为《安边绥远疏》，他便乘此机会，发表他一向主张的“以边安边”的屯田见解。〔18〕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见由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这十年间，自珍一直留意西北边境的情况。因缘凑巧，在这段时期，精于西北史地的徐松（1781-1848）、沈垚（1798-1840）、 魏源（1794 -1856）等均汇聚京师，自珍与他们都有过从，互相砥砺。同时，朝廷在道光元年重修《大清一统志》，刊行《钦定新疆识略》，也刺激了史地研究的风气。时局的刺激和种种有利条件的襄助下，终于哺育了自珍宏大的新疆建省蓝图。
    2.反对弃疆之说
    由于张格尔侵扰南路，道光前期，新疆连年动荡不安，劳师靡饷，于是有人提出“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竭内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资无用”等理由，主张放弃新疆。〔19〕张格尔败走，朝廷筹议善后的时候，负责平变的伊犁将军长龄（1758-1838）竟然也主张释放大和卓木的儿子阿布都里（？-1832？），令其统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西四城，美其名为“服内夷，制外患”，〔20〕其实等如弃守，随征的钦差大臣武隆阿（？-1831），亦附着著说：
    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21〕西四城，尤其是喀什噶尔，是回疆西大门，说“无需更守西四城”，而东四城“巩若金瓯”，实在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