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认为即使疆悬远难守,也不宜放弃,他说: 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史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以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籍者益大,所加者益密。〔22〕自珍反对“弃地,或退保九边”,甚至对“羁縻”、“控制”等“安边之略”也不满意。他主张因乾隆之功,进一步“疆其土,子其民”。〔23〕他相信只要在新疆建立完整的管政体系,开垦屯田,改善吏治,绥辑得宜,过去、目前的劳费在将来肯定会换回无穷的利益。关于这点,他的看法跟当时的魏源、沈垚和后来的左宗棠是一致的。 〔24〕 3.鼓吹移民垦屯 乾隆平定准、回后,除令原先驻防的满洲、绿营官兵开垦屯田,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同时徙民到哈密、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嘉庆间松筠在伊犁将军任内,也令驻防旗兵引水辟田。但规模都不大,而且意在嘉惠八旗兵,〔25〕对于舒缓内地对新疆的供给没有多大帮助。自珍提出的移民开发新疆计划,规模宏大得多。他拟订了一个七年移民计划,建议委任大臣负责有关边政,先期在新疆移垦区开辟道路,兴修水利。移徙对象分为强迫性和鼓励性两类。鼓励移徙的对象为: 一、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 二、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之民; 三、山西愿徙之土著; 四、江南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性情强武、敢于行路之民。 强迫移徙的对象为: 一、江西、福建种芋草之奸民; 二、各省生齿日繁之旗人,大省、小省各按配额遣行若干丁。 〔26〕 凡移徙丁、户,官给盘费,旗人加厚;经安插后,再给蒙古帐房一间及牛、犁、种籽。〔27〕至于垦地分配,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写《西域置行省议》时,主张大户、中户、下户各有定额,“不得自占”。〔28〕但在道光九年撰写的《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他却主张“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29〕我们不能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说自珍立论疏漏,或前后不符。他在嘉庆二十一年写《平均篇》时,认为“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30〕因而主张限田。到了道光三年他写作《农宗》的时候,又反对限田,主张有其力者有其地。〔31〕把《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和《平均篇》、《农宗》两组文字互相参照,可以发现自珍在道光以前,基本上主张限田,但取晚从道光三年起,他开始否定前说,反对限田。前后立说虽异,自珍本人也明白,但他特别申明要两说并存,这是因为他的“均田”主张意在解决一般农民的生计,而反对限田主张则另寓有以宗权抑制君权的政治目的。〔32〕即以移民实边一事来说,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主张上农多占地,役贫穷回人为佃,其意在“夺伯克之权”,“转其信服伯克之心”,〔33〕是一种加强对新疆管治的策略。 自珍提出移民开垦计划,高瞻远瞩,兼具政治和经济作用。从政治角度来看,移民可以增加中国在新疆的基层力量,为建省建立基础。从经济角度来看,效益更为显著,不单可以释除内地供给新疆的压力,还可以舒缓内地人口急剧膨胀的压力,〔34〕及解决“生齿日繁”而不事生产的旗丁〔35〕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的浮民问题。〔36〕 4.所拟新疆政区组织特点 乾隆平定准、回后,只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等处设置州、县,在行政上受甘肃节制。其余天山南北各地,则实行军事管治,设总统伊犁将军,驻伊犁,负责新疆南北路军政事务,其下设参赞大臣赞理军务,设办事、领队大臣分驻各城。民政细务的管理,仍沿旧制,南路回部由各级伯克负责,北路由札萨克负责。〔37〕这个安排,至少造成两个难题:一、要维持庞大的驻军,加重了内地,尤其是甘肃省的负担;二、以军统政,吏治难以兴办,吏治腐败,容易引起变乱。〔38〕这样新辟的疆土不但无利,反而有害。有鉴于此,自嘉、道以还,不少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左宗棠、刘锦棠等都建议在新疆设省。光绪十年(1884),朝廷终于正式宣布成立新疆省。命刘锦棠(1812-1885)为首任巡抚,魏光焘(1844-1894)为首任布政使。新疆设省初期,地方行政建置还未完备,要到光绪末年,才有一定的规模。〔39〕 追本溯源,龚自珍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具体新疆省行政建置方案的人。把龚自珍提出的方案(附表一)〔40〕跟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行政规划(附表二),〔41〕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设省计划(附表三、四),〔42〕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情况(附表五)〔43〕作一比较(附表六)〔44〕。便可以发现自珍所提出的方案谋划甚精,具有如下几项特点: 一、龚自珍议建的基层政区有五十县三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可能因为经过道光和同治、光绪回乱后,户口丧失不少,故光绪时期无须多置州、县,也可能因为自珍的建省计划以大量移民为前提,故拟设州、县数目较多。 二、自珍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他建议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塔尔巴噶台)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宜隶州,塔州、吐蕃两直州更有总兵官驻守。西北的伊犁,是自珍心目中的军政要地,他建议将该处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八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这比左宗棠、刘锦棠的规划更加积极。自珍也没有忽略西南叶尔羌、和阗一带的防务,他建议在那里特别设立总统西边办事大臣,领满洲、索伦、锡伯、绿营兵2240名,掌西边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等国朝贡事务,地位仅次于总督。〔45〕有学者把自珍拟设的总统西边办事大臣视为理藩院一类机构,〔46〕其实自珍重视西边办事大臣的镇边作用,多过其外交作用。我们把自珍在北起塔州,南至羌州没边一带的规划作整体战略性考虑,便会明白他在规划新疆政区的时候,对该处存在的军事危机丝毫没有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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