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政治参与水平或民主化程度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量化指标。政治参与（注：指“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其范围局限于公民个人而不是哪些由于职业关系和持续被卷入公共事务的人的行为”。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页。 ）“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集团的参政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集权国家那样；或者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12、32页。）。然而，政治参与也是一面双刃剑。如前所述，在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家里，如美国、法国，政治参与可以造成各种利益集团需求的有效表达，实现国家管理社会化，进而强有力地整合社会。另一方面，在一个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国家里，大量的政治参与只能导致如亨延顿所推论的结果，“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因而，此类国家几乎会本能地选择权威主义的手法，关闭政治参与的大门，形成政治系统的封闭性。这样做表面上可以达到社会的暂时稳定，但由于大量社会利益集团被逼上了对立面的位置而使社会孕育着更大的不稳定，甚至可能产生“间歇性参与爆炸”，而这恰恰是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局面。面对强大的参政压力，国民政府采取了如下倒行逆施的举措：
    第一，对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排斥、镇压。早在1925年，戴季陶便在其《中国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了“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所谓团体之间的“排它性”理论，并以之作为打击共产党的理论依据。1939年，蒋介石又炮制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论为国民党的独裁寻找合法性。国民政府从思想文化上，对“红色”言论出版进行限制、查禁，破坏进步文化机构；在政治上，则加强特务统治，颁布反共法令，如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根绝赤祸案》的出台，1947年的勘乱动员令的颁布，“勘乱建国”政策的推行等；在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围剿”、“摩擦”、“进攻”，视“限共、溶共、反共”为国民政府追求目标。所有这些举措表明国民政府不可能让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一道参与政治民主化建设。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以经济盘剥制约其政治参与。为改善工商业发展环境，国民政府曾采取一系列举措，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统一币制等。但由于受“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建国方针的影响，其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直存疑虑态度，甚至某些政策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如裁厘改统后，国民政府仍歧视国货，以各种名目的关税、附加税对民族工业形成了直接威胁。“由于税率提高，许多厂家不堪重负，相继停工关闭。1934年，仅在天津一地就有四家大火柴厂被迫停工”（注：参见张连红《论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见《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抗战前夕，国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 统制经济积敛形成了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本。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破产。经济地位尚且如此，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地位软弱，首鼠两端，其政治参与也是举步维艰，难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纵然，某些中间党派自诩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素来难以与资产阶级关联在一起，这也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知识精英层，学生实行分化、打击政策。中国知识阶层自晚清革命觉醒以来，对政治参与热情颇高，他们编印报刊、发表评论、针切时弊、参与政府、成立政党，以政府的“对立面”出现。由于政见分歧，知识精英层内部分化。对此，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拉拢“志同道合”者，如早期对“新生命派”、“国家主义派”、“中国托派”的拉拢，后来对“战国策”派、中国青年党、民社党的驾驭等等。同时，国民政府也打击“不同的声音”，如三十年代组织御用文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的围剿，及对新闻舆论的钳制；四十年代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镇压、对中国自由主义的镇压等等。以上举措表明，国民政府面对知识阶层的“参与爆炸”，只是把少数党派纳入其政治体系之中，而让大量的知识精英游离于体制之外，从而堵塞了政治参与的各种渠道。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标志了国民政府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层的彻底决裂。
    当然，在分析国民政府对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遏制的同时也不否认其在抗战时期及抗战结束后一些扩大政治参与的举动，如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新闻、舆论控制的放松，改组政府，宣布实行宪政等。然而，如前所述，国民政府面临着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内在紧张，因而其实行的民主改革也只能是争取合法性、延缓在大陆统治的幌子罢了。
    总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考察，我们认为：国民政府灭亡之根本原因是政治不发展，甚至政治衰败。在推进现代化，“在使国家决定性地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维持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独立方面，国民政府并没有取得成功”（注：（英）怀特，《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见罗荣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北大出版社， 1996年版，第248页。）。所以，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政治发展就成为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故由中共所领导的乡村动员，发起土地革命、摧毁国民政府之举的成功是必然的，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