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民主义共和国”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的。毛泽东讲：“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土地……学生有书读……其他各界都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206 ～207 页。 ）1939年2月至6月，毛泽东在多处地方都讲到了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问题。
    “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特点：
    第一、具有让步性。与“民主共和国”相比，它明确地把“三民主义”与建国理论联系起来，以使国民党和广大民众更能够接受，从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进步；第二、具有过渡性。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相比，它的内涵并不丰富，尚不具备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只反映出毛泽东在特定背景下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对一种新的建国理论的初步构思；第三、在时效上看，“三民主义共和国”已并不再具有抗战时期的国防政府性质，它所体现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建国理论，只是这一理论尚未成熟而已。这一点是承袭“民主共和国”的后期发展而来的。
    将“民主共和国”进一步改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原因又何在呢？
    毛泽东的解释是：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将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难，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地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是新形势下“三民主义共和国”提出的必要性。关于可能性，毛泽东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8 册， 191～192～195 页。 ）
    （四）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1940年1 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还具体地设计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国体是“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一个“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精神”的“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首先，“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其次，“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再次，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存在的。总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完成了由战时建国方略向新中国建国方略的质的飞跃，具有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形态的性质。毛泽东讲：“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早期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不适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82～38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一般规律性的发展阶段定位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国家。很明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已经丝毫不再具有战时建国的性质，它所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基础上为实现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而确立的建国目标。
    第二、具有理论的开创性和可发展性。所谓的开创性是承第一个特点而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对人类发展的经济形态划分中，共有五个基本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五段论”的发展道路对于一些早期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具有明显的一般规律性。但对于那些因早发展的国家的侵略、掠夺而失去工业文明的同等机遇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五段论”便具有了相对的局限性。列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形态，但并没有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和衔接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便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发展史上为人类作出的一大理论贡献；所谓的可发展性，是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时，并不是片面的、局部的、零散的，而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它几乎含括了这一理论的所有基本问题，从而为这一理论构筑起了完整的理论骨架，为今后之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明确强调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由拙文的二、三部分可以看出，“民主共和国”的前期，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到了后期，毛泽东就不再分开谈及此问题。到了“三民主义共和国”时，毛泽东则回避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巩固统战的需要。但毛泽东在讲“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便开宗明义地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正因此，当毛泽东讲到“三民主义共和国”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关系时，他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很显然，“真正革命的”、 “三大政策的”、“新”的限定都是具有相应含义的。而这三个限定词的组合即形成一个更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既反映了它们的继承性，又反映二者的发展性。
    那么，促使毛泽东将“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一、国内形势的变化。1938年10月，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的动摇性与妥协性甚至直接投降的行径日益暴露，反共行动也掀高涨，因此，这种情况下，再一味地去追求与国民党的共性，而不鲜明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已不足以捍卫统一战线的真正团结，中共有必要在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阐明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斗争中求团结的需要使一个基于“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192页。）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已经不合适宜了，在“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形成基于中国国情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当中自然包括新中国的建国理论。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具有相应的实践基础，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内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一直比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平建设的性质，这无疑会给毛泽东的思考带来诸多的启示。与此同时，就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明显不同于国统区的社会，如何进一步地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认识革命根据地建设与新中国建设的关系等实践中的问题也无疑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