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锡，江苏常熟人，“初由举人供奉内廷”，雍正曾称其“在内廷侍从二十余年，恪慎勤劳”（注：《清史列传》卷十一，《蒋廷锡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版。），如果从雍正讲这番话的雍正四年逆推，蒋廷锡供奉内廷至少从康熙四十年即开始了。康熙五十五年之际，蒋廷锡任少詹事，康熙密谕新任山东巡抚李树德之旨不便交阁部明发，而卸任巡抚恰为蒋廷锡之兄蒋陈锡，故令蒋廷锡寄信传旨。这种以家信传谕的方式对日后廷寄不能说毫无影响，特别是蒋廷锡乃日后最早承旨寄谕大臣之一，但康熙当时之有此举，无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伴随着奏折出现的诸种形式密谕，包括朱批、朱谕，特别是朱谕中代书谕旨及以寄信方式下达的谕旨，尽管乃康熙不经意为之，但实已透漏了国家权力中枢开始转移的最早消息。不过，康熙时奏折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康熙密谕臣工不过偶一为之，特别是康熙不允许地方大吏借折奏而绕过阁部径行其请，因此，奏折的创行及与此相应密谕的出现，并不会打破皇帝与阁部、部院与督抚按固有本章制度所维系的权力平衡，国家大政还是公之于天下的。
    二
    如果说康熙对秘密政治的认识还处于探索之中的朦胧状态，那么，雍正则明确认定国家政治自应有秘密的一面。雍正四年十一月以云南巡抚杨名时一再将密折密批载入题本，特宣谕：“国家庶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众者，亦有本章谕旨所不能尽者，亦有一时不能即定者，故于密折内往来斟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9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他有意识地将一应军政事务分为不过“明路”的“密奏密谕”与必须过“明路”的本章明谕。雍正元年四月，四川提督岳钟琪以“钦奉密旨”，所有料理兵马起程日期及支用钱粮数目“俱不敢缮疏题报”为由，特具密折奏闻。雍正不以为然，在岳折上批谕：“此事原你在京时密行的事，总未经部，又未动本，如今出二千兵，用钱粮，钱粮还可，出兵之事，不是暗事，尔可着量借何辞、指何名，或折或本来奏，发于或议政或该部，过一过明路方好。”（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290-29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过“明路”，即经由具体题奏--内阁票拟，或具折奏闻--敕交部议（包括交议政处）的运行程序，宣示于众；而不过“明路”的“暗事”，即“密折密批”的绝密事件。在雍正心目中，二者是判然分明的。
    雍正即位以来，密奏密谕事件较之康熙年间急剧增加。现收录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朱折约35000余件，加上未公布的满文朱批奏折约6000余件，（注：此数字承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屈六生见告。）雍正自言“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注：《清世宗实录》，卷九六，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确是实情。特别是督抚藩臬道府及提镇副将的奏折逐年增多，雍正元年此类地方文武官员奏折近700件，占当年全部奏折约1200件的六成（58%），雍正六年增至近2000件，占当年全部奏折约2500件的80%，加上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折约120余件，如许之多的奏折在在需要雍正批谕。而雍正朱批动辄百数十言、数百言，至有上千言者，训谕反复婉转，细密周详，与康熙朱批言简意赅的风格实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容上，雍正承袭康熙而开以数百字朱批指授方略之先例。雍正元年夏，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有异动，雍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五月十一日奏陈“西海情形”折上批谕：“全是。好。”以下用近400字朱批反复告谕年羹尧“你一人干系实如泰山之重，轻视自己，即轻视朕一样，冲冒之说，万万使不得！”朱批以“特谕”二字作结。（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372页。）随后又在年羹尧五月十四日《奏陈西海布置情形折》上朱批：“二十一日晚此奏折到来，朕自己的主意，立刻批于你前字去的。二十二日同怡亲王、隆科多、拉什又议之，他们之意，有事不如无事（下略）总在你定大主意，朕恐有动作处，怕你掣肘难行，已通行各处提镇、将军、巡抚，一切事任你调遣，已发部文矣。但不可高兴贪功，着实慎重，若有不得已，你量得透，当行再行，万万不可轻举。特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389-390页。）以上两道朱批谕旨，可视为廷寄上谕通行之前，雍正以朱批指示军机的典型。
    军事之外，对于重大机密事务，雍正亦习惯在臣工奏折上批示机宜。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密奏破获张云如、甘凤池等谋为不轨并请钦派大臣来南审结一折，雍正在折中夹行朱批至16处之多，折尾朱批竟达六七百字。（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七册，379-385页。）李卫长于治盗，凡属此类事关国家安全的紧要事务，雍正多以朱批谕旨指示处置方法。
    雍正五、六年间，雍正对云南巡抚朱纲说：“内外群臣奏折皆随阅随批，若遇军机要务，皆一一与廷臣商酌，详细批明，尚多于折内旁注者，从前缴回折子尔看堆积甚多，莫不朱批满纸，可见初政校今更繁。”（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一册，386页。）按之现存汉文朱批奏折，可知雍正所言并无夸张。
    雍正踵行康熙草创的奏折制度，朱批谕旨无论数量抑或质量皆有可观的发展，但他仍恪守康熙创行奏折之初衷，“并非以奏折代本章”，是以当出现以奏代题苗头之后，特训谕臣工：“凡为督抚者，奉到朱批之后，若欲见诸施行，自应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夺；为藩臬者，则应详明督抚，俟督抚具题，或咨部之后，而后见诸实行。若但以曾经折奏，遂借口已经得旨而毅然行之，则凡钱粮之开销，官员之举劾，以及苗疆之军务，地方之工程，诸如此类，督抚皆得侵六部之权，藩臬皆得掣督抚之肘矣。行之日久，滋弊必多，为害甚钜。”（注：《清世宗实录》，卷九六，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可以说，仅止于朱批，还不可能动摇固有的权力配置格局；在探索秘密政治之路上雍正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借助朱批，而是康熙时已开其端绪的亲笔密谕和代书密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