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果说雍正初由大学士代书密谕的出现已开始了国家权力中枢转移的缓慢过程，那么，廷寄谕旨的出现并日渐成为密谕的主要形式，则不仅加速，而且最终完成了这一进程。
    其实，廷寄谕旨与大学士代书的密谕相去不过咫尺之间。廷寄谕旨，即廷寄，亦称寄信、密寄。廷寄与内阁明发上谕相比，具有下述特征：其一，内容系虑漏泄的“机事”，故不交部议（包括议政处），不发抄，不通过部咨行文督抚外吏；其二，内阁大学士等亲重大臣面承谕旨，撰拟进呈；其三，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注：参见《簷曝杂记》卷一，《廷寄》；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载《枢桓记略》卷二二）；《枢垣记略》卷十三，《规制一》。）上述雍正密谕由大学士代书且述旨及递送方式与廷寄几天差异，由此再进至廷寄，只在一转移间耳。庄吉发指出“清初廷寄制度是由朱笔谕旨或特谕演进而来”（注：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7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所言极是。
    雍正初有不经阁部直接密谕地方应办事则多令亲重王大臣寄谕。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江南学政法海奏折中提及：“近接隆科多字，怡亲王转传谕旨，令臣将广东巡抚任内已行未行之事，凡有关国计民生者备细开陈”（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89页。）。二年闰四月十三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折中也提到：“臣于闰肆月拾壹日接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书，闰肆月初壹日面奉上谕，转传到臣（下略）”，李维钧在折奏时特别声明：“凡奉上谕，多由部臣行文钦遵，今特命舅舅臣隆科多寄信与臣，实出异数，臣益揣分难安矣”，雍正在此行旁朱批：“此原系密谕尔之事，所以令不必部中行文，务寄信与你。”（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917页。）这一番君臣密语十分耐人寻味：通过诸如隆科多这样的亲重大臣以寄信转传密谕，较之由部行文，要机密得多，为臣者从中体会到与皇上的特殊亲密关系，故李维钧竟称之为“异数”；而雍正之所以采用廷臣寄信，乃系“密谕”之事，自然不欲部中传达。不过，就雍正初年而言，密谕地方大吏、领兵将军，主要还是通过朱批和朱谕，寄信仅偶一为之而已。
    自雍正三年始，以内阁大学士封发的寄信谕旨日渐增多，引人瞩目。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署川陕总督岳钟琪接到“由兵部加封递到内阁传单一纸、恭录上谕一道”，“内阁传单”内开：“内阁大学士马齐等钦奉上谕一道，于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封发署理川陕总督岳钟琪处，到日凡关系旨内将军巡抚处，即各行知，一体遵奉施行。”恭录上谕开首是“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议政王大臣庄亲王允禄等面奉上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68页。）。由亲重王大臣“面奉上谕”，经内阁封发的谕旨，严格地讲，还不能称之为廷寄，从现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来看，雍正四年始见堪称廷寄的密谕。据河南巡抚田文镜奏称：
    兹于雍正肆年拾贰月抬柒日接准兵部咨，内阁大学士交出发河南巡抚田文镜字一封，相应转发等因到臣，臣即拆阅，字内开写雍正肆年拾贰月初玖日面奉谕旨：河南巡抚田文镜被御史谢济世特疏纠参，朕秉公据理，降旨决断，田文镜见旨后自应具本谢恩。尔等三人可密寄信去，令伊将谢本先从奏折内进吴朕览，俟朕览过发回，伊再具本。钦此。遵发寄闻。富宁安、朱轼、张廷玉同寄。拾贰月初玖日。臣跪读之下（下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642-643页。）
    谢济世参劾田文镜，雍正偏袒田而将谢革职审办，事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七，越二日，即密令大学士富宁安、朱轼和张廷玉传谕田文镜，指示其如何动作；富宁安等于面奉谕旨当天即书谕呈览，并加封交兵部寄发。十二月十七日廷寄谕旨至河南，田文镜尚不知京中之事变。其时内阁大学士七人，顺序为马齐、嵩祝、萧永藻、田从典、朱轼、富宁安、张廷玉，而在内廷承旨寄谕者乃殿后之三中堂。
    从雍正四年末起至六年，汉文廷寄日渐增多，承旨寄谕的除富宁安、朱轼、张廷玉外，还有怡亲王允祥、署大学士孙柱（即逊柱）、大学士蒋廷锡、大学士马尔赛以及左都御史查郎阿、工部尚书黄国材、户部侍郎西林等，密谕事件既包括机务，也有指授军事方略者。（注：俱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册，404、426、700页；十册，774-775页；十一册，218页；十二册，402页；十三册，782、664、808页。）雍正六年十一月内，汉文廷寄至少有以下6件：十一月初三日怡亲王，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奉旨传谕侍郎史贻直督造福建战船一件；十一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奉旨传谕云南总督鄂尔泰严拿讯究苗寨汉奸一件；十一月十三日怡亲王等奉旨传谕江西南昌总兵陈王章防护文员安全一件；十一月十九日怡亲王，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奉旨传谕河东总督田文镜拨给徐淇恩养廉银一件，同一内容的廷寄也发给了河南副总河嵇曾筠；十一月二十九日怡亲王，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奉旨传谕署广东巡抚傅泰严究粮头包揽黎人额粮一件（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四册，544、448、609、593、406、912页。）。由此可见寄信上谕频发之一斑。
    与此同时，廷寄书写格式亦趋于规范。雍正五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阿克敦于赴任途次“接准兵部咨内”廷寄一封：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工部尚书黄国材、左都御史查郎阿、户部侍郎西林字寄署广西巡抚阿克敦，雍正五年十月十七日面奉上谕：据韩良辅折奏安南用兵一事（下略）目今广西备兵及韩良辅所请备兵及邻省拨兵与禁洋之事，俱不必行，尔等可阅看韩良辅奏折，即寄信前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注：《史料旬刊》二期，《雍正安南勘界案·阿克敦折五》，天70-71。庄吉发在《清代奏折制度》一书中已引证此条史料，并指出：“阿克敦覆奏时所抄灵的寄信上谕，其格式与后来军机大臣所寄出的廷寄，并无不同”（该书78页）。）
    以上是阿克敦覆奏时所述廷寄内容，《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有浙江总督李卫缴回廷寄原件，照录如下：
    和硕亲王 大学士张 蒋 字寄 浙江总督李 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奉
    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既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著季卫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