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九年正月初四至二十四日20天中寄发岳钟琪处廷寄不下10件，即初四日、初五日、初八日、初九日、十二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件。（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781-782、789-790、790-792、805-807、944、943、975-977、1032-1033、1029-1030页。）这10件廷寄，最长的八九百字，短的亦超过400字，且有4件系奉旨之当日即书谕、呈览并经朱笔改订寄出的。除频频向西路岳钟琪等寄发指示机宜的廷寄之外，北路军营傅尔丹也有降旨处（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791页。估计北路军营折奏与廷寄、朱谕、朱批俱用清字，汉字廷寄不过偶尔一见。）。此外，为调兵遣将向四川巡抚宪德、山东巡抚岳濬、两江总督高其倬、湖广总督迈柱、署陕西总督查郎阿等处亦发出廷寄。（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875、938、948、965、970页。）以上仅是西路兵事突发所致军事廷寄骤增，而同时命湖南巡抚赵宏恩严究曾静案余党王澍、命云南总督鄂尔泰查审苗人头领禄鼎坤家族谋反案，以及命传谕有关督抚加意抚恤被灾就食之穷民等等皆属重大紧急机密事务，也在在需要发出廷寄谕旨。总之，雍正八九年之交是廷寄发展到大量运用的重要阶段。此后整个九年的上半年有关军事的廷寄一直保持相当频繁的程度，特旨交出重大机务的廷寄亦较四至八年为多。而雍正在臣工奏折上的朱批则日见简短，诸如“览”，“是”，“览，勉为之”，“览，深慰朕怀”，“嘉悦览之”，“实力为之”，“览卿奏谢矣”……等等个把字的朱批比比皆是，（注：需要说明，雍正九年长达500字的朱批，如广东布政使杨永斌五月十二日折的朱批，岳钟琪一件无年月折（似为九年）朱批竟达1500字（《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三册，1076-1077页）也偶尔可见。）连雍正自己也承认：“偶然不批，乃极寻常之事”（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十册，607页。），这与雍正初政动辄数百字，以至上千字的朱批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这一年六月北路傅尔丹大败于和通泊，雍正指授方略的廷寄当再次出现高峰，不过北路军营与岳钟琪所在的西路军营不同，似用清字折奏报，廷寄谕旨亦用清字，故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得不到反映。
    廷寄滥觞于康熙季年，雍正初由代书密谕演化而来，其雏形见于雍正三、四年顷，至五、六年已由大学士张廷玉规范化，而当时廷寄尚与亲书密谕、代书密谕沓然并行，至雍正八、九年事机杂出，军务繁剧，廷寄才以其独具的特点和优点成为密发谕旨的主要形式，如此一来，则承旨书谕、办理机务的亲重大臣自然也为天子须臾不可离了。
    赞襄机务、承办廷寄的王大臣自雍正三、四年以来多有变化。但大致可以说八年五月之前，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为主，其他如大学士马齐、富宁安、朱轼、马尔赛，协办大学士逊柱，左都御史查郎阿、工部尚书黄国材、户部侍郎西林等则依密谕事件不同间亦在廷寄中出名。怡亲王去世后，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在内廷办理一切事务，使重病的雍正得以“静养调摄”（注：《清世宗实录》卷九九，雍正八年十月甲寅。）。及西北两路用兵，张廷玉自述“日侍内直，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侍至一二鼓时”（注：《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二。），其间马尔赛调军前，蒋廷锡卒于官，自云贵总督鄂尔泰十年初内召参与军机，始以其为满洲大臣领衔发出廷寄。鄂、张之外，大学士马尔赛、尹泰，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内大臣、步军统领阿齐图，理藩院尚书特古忒，领侍卫内大臣丰胜额、大将军岳钟琪，以及总督高其倬和户部侍郎海望间亦列名于奉旨寄信大臣之列。综观承旨书谕、办理寄信大臣的爵衔，自以内阁大学士为主，怡亲王允祥以天潢贵胄董理其事，盖属特例，而九卿等与议机务，密办廷寄，亦渐成规制。其时办理廷寄者尚无军机大臣之名，雍正不过随口称之为“赞襄机务之人”、“日侍朕之大臣”、“办理军务之廷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十册，618页；十九册，513、789页。）……；而承接廷寄的将军大吏覆奏时则直称其爵衔，偶见有称“中堂”者（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8页。），其他以“内阁寄字”、“大学士寄字”为通例。乾隆年间赵翼称“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注：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昶言之更详：“其大臣惟尚书、侍郎被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注：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载《枢垣记略》卷二二，《诗文三》。）。其实特简大学士及尚侍等亲臣重臣赞襄机务、承旨出政的体制早在雍正中早已定型了。
    自廷寄创行，承旨书谕，翊赞天子所处理者，俱为不过“明路”的机密事务，其内容大要为机务与军事两方面：前者系交地方文武大吏等密办的紧要事件，后者在西北两路战争爆发前为密办军需，而后则为指授方略。雍正中期前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马尔赛既主军事，亦管最机密的紧要事务，可见军事与机务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大约对准噶尔战争爆发前，廷寄事件以机务为主，至八年末准噶尔突袭西路军营，一时间指示军事机宜的廷寄急剧增多，才大大超过了有关机务的廷寄。赵翼说“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注：《簷曝杂记》卷一，《廷寄》。），王昶则将寄信的“机事”具体为“诰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注：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载《枢垣记略》卷二二，《诗文三》。）。他们讲的虽是乾隆以后事，但机务与军事交特简亲臣重臣密办的规制在雍正中期前后业已出现。
    由此可见，雍正中军机处虽未有其名而实已肇建。从此清帝彻底摆脱了阁臣执奏、六科封驳从制度上对皇权的牵制，天子意志通过秘密政治渠道可以顺畅无阻地得到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