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雍正朱批间或以“特谕”作结，实与密谕难以区别，然另纸亲书朱谕则一望可知为密谕。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谢其妹年氏晋贵妃，雍正朱批：“知道了。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勉之！”（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193页。）随朱批奏折封寄的还有“上谕年希尧”约300字朱谕一道，命年希尧据实密奏布政使王朝恩、按察使朱绛，以及“绍兴蛮子书吏出身大有歪才”的沈澄（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193页。）。雍正八年夏“圣躬违和”，雍正特亲书密谕分别寄发山西巡抚石麟、浙江总督李卫、河东总督田文镜、云南总督鄂尔泰、福建巡抚赵国麟、署陕西巡抚查郎阿等，命“留心访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全文约160字，以“慎密为之”结尾。（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682、716、748、769页；十九册，131、339页。）现存雍正汉文亲书密谕甚夥，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十三册即辑有密谕年羹尧近20件。（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三册，《朱谕暨廷寄》1116-1139。）
    雍正亲书密谕一般随发还朱批奏折令赍折武弁家人带回，但亦有由兵部封发“马上飞递”者。雍正四年四月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巡抚李卫《奏遵旨差员搜检查嗣庭家藏字迹书本折》开始即说：“雍正四年四月十三日臣李卫准到兵部火票内开：内庭发浙江巡抚、杭州将军同开看黄纺丝包匣一个，事关紧要，相应马上飞递该衙门交投等因”，李卫等奉到的“皇上密旨字谕”全文是：
    字谕将军鄂弥达、巡抚李卫：谕到即差副都统傅森，李卫差信得及属员一人，立刻速至查嗣廷家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可在其家中或墙壁、地窑中有藏匿者，亦皆留心详细搜检，不得泄露，令作走漏，尔等领罪不起。特谕。速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八册，317页。）
    这件朱谕属特急特密重大事件，故由内廷封发，交兵部填写火票，驰驿飞递。这一传送密谕的方式，与由内廷发出，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的廷寄谕旨毫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年与皇帝亲笔朱谕并行的还有恭楷朱书密谕。雍正元年秋冬之际有交发各督抚朱书密谕一道：“谕督抚：社仓一事，甚属美政，但可行之于私，不可行之于公，可起之于丰年，不可作于歉岁。此非上谕之事，亦不宜报部举行，即尔督抚亦不便勒令属员奉行，只可暗暗劝谕好府州县徐徐行之。若能行通，妙不可言（下略）特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82页。）此条上谕恭楷朱书，22行，每行18字，词气虽酷似雍正朱批，但已著润饰痕迹，显然有承旨书谕者。这道关于社仓的谕旨，本可以由户部咨行各督抚而不用密谕，但雍正考虑到“此非上谕之事，亦不宜报部举行”，故用“密谕密奏”，不过“明路”。惟其并非紧急机密事件，且同一内容的密谕要誊写多份，所以令他人恭楷代书谕旨。与此相类还有严禁各省州县滥行供应钦差人员的密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86、272、284页。）此类密谕亦常附有雍正亲笔批谕，如“上谕总督杨宗仁”、“此密谕尔等者，不可具本”（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三册，1038页。）。
    既有他人承旨书谕，则呈览代书谕旨时难免与旨意不尽吻合，因此偶见雍正加以订正之处。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云贵总督高其倬收到“兵部咨发到密交”“谕旨一匣、安南国王敕旨一道又内阁密封公文一角”，其中“皇上密谕一道”原件曰：
    密谕云贵总督高其倬，安南立界一事，朕前已批示矣（下略）冯允中即便立碑定界，占寨毁舍（按：此处雍正加“造营房”三字），甚属孟浪，即前谕（按：此处雍正加一“尔”字）准四十里之界，尔亦当相机料理，不可生事。再此事前后所以然之故尔悉一一明白密奏朕知。特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155页。）
    此密谕朱书恭楷，每行亦18字，全用文言，无一丝雍正朱批的口语气息。最值得重视的是，有两处雍正亲笔朱改，经改订的朱谕不再另纸誊录，即带朱笔更改封发。军机处撰拟廷寄的术语有所谓“述旨”，其实，亲信廷臣代书密谕时述旨已然存在。至为雍正密谕代书者，则可确指有张廷玉无疑。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授检讨，翌年命入直南书房。其父大学士张英，康熙十六年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入直南书房，张英乃与高士奇一道为最早侍从南书房者。（注：参见《清史列传》卷十四，《张廷玉传》；卷九，《张英传》。）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帝崩逝，据张廷玉自述：“是时，梓官在乾清宫，上以东厢为苫次，席地而坐，晨夕涕泣，群臣入奏事则忍泪裁断。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囚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注：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一。载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17册。）。其时张廷玉官礼部侍郎，雍正特旨命兼学士衔，“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注：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一。载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17册。）。雍正三年七月，张廷玉以户部尚书署大学士事，内阁面奉谕旨始倚重张廷玉书写，雍正日后论及记载谕旨之慎重时说：“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事，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慎。”（注：《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三，《论科甲出身官员》，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00册。）至雍正八年帝病剧，张廷玉与大学士马尔赛、蒋廷锡“赞襄机务”，“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注：《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二。）。十一年雍正闲论旧事曰：“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前岁朕躬违和，凡有密旨悉以谕之，彼时在朝之臣工只此一人”（注：《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当然，自雍正即位始，张廷玉所书之旨中，密旨不过间或有之，即代书密谕者，亦未必仅张廷玉一人而已。但是，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拟写密谕，其政治上所蕴涵的意义与康熙时密旨令南书房翰林“视草”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本属内阁职掌的参预机务、撰拟诏旨的权力已在君臣不经意之间，悄悄地剥离出来，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