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25日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后长期身陷囹圄。对此，史学界意见纷纭。或说，“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既定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歧异和讨伐派气焰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李新《西安事变初探》）。或说，张学良陪蒋返宁是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参见《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1期，谷丽娟《西安事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和杨泽民《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也有人认为张此举是感情用事。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均有失偏颇。其实，张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并有着他与蒋私交笃厚的感情渊源。
    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一方面给张以政治、军事上的莫大支持，同时，也提醒张要慎重处理后事以免出现意外的恶果。各地方实力派和地方舆论强烈呼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复杂的国内形势，亟需张正确处理对蒋的问题。
    国际上的反应大出张的意外。苏联背信弃义，英、德、法的观望政策，日本的推波助澜、险恶用心，都使张学良意识到一场潜在的危机。释蒋返宁迫在眉睫。
    扣押蒋后，张学良一再声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32页）他在对东北军将领讲话时又说：“假如我们施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日更乱的局面，那我张学良真是万恶不赦的罪人。”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称：“……倾汉卿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党史文汇》1987年第4期第16页）张送蒋返宁是12月25日的事，显然张是早有打算的。
    由上可以看出，张送蒋原因是复杂的，但张却是早有打算、深思熟虑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私交笃厚也是促使张送蒋返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学良1928年的东北易帜满足了蒋权力的造极欲，两人义结金兰。1930年，中原大战，在蒋四面受敌之时，张通电援蒋。“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是反蒋联军土崩瓦解的关键之所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65页，[美]傅虹霖著）蒋介石兴奋之至，任张为国民政府委员，全国陆海军副总司令，并致函张，“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张与蒋感情日益加深。
    九一八事变，张集家仇、国难于一身。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抗日”呼声中，他却听从蒋的号令依然率东北军入关。他“至诚至恳地向一切旧部属布道，要大家一心一意拥护蒋先生遵从蒋先生的‘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中国现代史》第203页，1991年第10期）得到蒋的进一步信任。蒋介石本人也说：“张学良拥护中央，诚意多于华饰。”1933年，张学良又毅然替蒋背上了“抗战不力、丢失东北”的黑锅，使蒋“舍车保帅”维持了领袖地位，更可见出蒋张关系之深。
    1934年4月至翌年1月，张出访欧洲，深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回国后，他说：“意大利、德国之复兴，主要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34页）在张学良眼里，蒋介石正是这样的领袖，张全寄望于蒋。
    1934年，张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为了表示对蒋的忠心，他派王卓然、王化一等部属去南京面蒋，商讨由东北军骨干分子与蒋介石嫡系CC骨干建立“四维学会”，由蒋任会长，倡导《管子》的礼义廉耻四维。其目的是以封建礼学来效忠蒋介石。张说：“我们拥蒋是诚意的，是为了团结抗日，必须诚意地做一段看看。”随后的少帅更加狂热地崇拜法西斯主义，笃信蒋的武力统一政策，“试图把蒋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式的中国领袖”（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2页）。张学良认为，收复失地，抗击倭寇是民族之举，但是首要的是消弭内乱，巢灭共党。“舍此，抗日便无从谈起”。“时值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蒋委员长足以当此重任。”张又说：“我为了拯救国家出危难，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页）。此时的张学良成了一个蒋介石最忠实的信徒，他幻想拥护武力统一政策铲除共产党而后一定能抗日，报家仇，雪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