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的东北军与红军作战的失利，使张认识到，在剿共战役中所做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思想的转变使张逐渐接触共产党，商讨并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他反对“反蒋抗日”，提出“逼蒋拥蒋抗日”。他认为，没有蒋介石的领导，抗战是不可能的。当蒋介石飞西安督战剿共时，张仍苦苦劝蒋纳共抗日。经过劝谏、苦谏失败后，张才不得已发动兵谏。不过，他此举决非报复蒋介石，而是他的爱国、拥蒋、抗日逼出来的。这是他爱国拥蒋抗日思想的综合表现。
    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从事内战，张说：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显然是为蒋开脱罪责。对于西安事变，他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本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也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由此可证明，张是替蒋考虑的，以使蒋能联共抗日。因此，张学良决定放蒋回南京，“……今后还要拥护他作领袖，还要用他一起共事，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49页）。可见张爱戴蒋之深，张送蒋返宁是必然的。张本人也讲，他与蒋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正象端纳去调停时就认识到张绝不会害蒋，“少帅尽管是此次兵变主谋，但他毕竟是位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曾大功于蒋，与蒋的私人关系远非他人能比。”
    一心拥蒋，使张学良不顾各方反对，毅然躬亲送蒋返宁。在送蒋至洛阳时，蒋曾暗示说：“汉卿，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你还是回去吧。”（《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95页）。张仍一意孤行，想以此举“证明自己对最高统帅的忠诚”。直至身陷囹圄，他仍居心平静地致函蒋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之大不敬之罪，兹缅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未来”（《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59页），表达了对蒋的深深自责。
    张学良被囚后，“读书思过”。张平日曾视蒋介石如师如父，“故蒋先生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王卓然史料集》第1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张蒋感情之深。张学良的几十年后仍称蒋先生待他很好。
    蒋去世之日，张曾赠一挽联，曰：“关怀之殷，亲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缄默五十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全面概括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综上所述，张送蒋返宁决不是一时冲动，感情用事，是他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在他的忠诚拥蒋抗日的思想指导下作出的。送蒋返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张与蒋的笃厚的私交之情。张学良送蒋返宁不能说是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令人遗憾的结尾，因为张此举，“庶足澄清了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了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张学良传》第215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