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努尔哈赤此次讲话，其主要用意是：一、将四大贝勒十分关注的继嗣人选问题推至自己身后由八和硕贝勒共同处理，实际上是将此搁置不议，这一决定，不但巧妙地避开了努尔哈赤本人和四大贝勒的正面冲突，而且也使四大贝勒之间的斗争暂时得以平息。二、在中枢决策机构中又充实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四小王，不但使自己心爱的三个少子在满洲政权中各得一杯羹，而且，也降低了四大贝勒的权势。三、为了防止四大贝勒尤其是争夺储位最力的代善、皇太极因为权势降低而继位无望以至铤而走险，努尔哈赤仍一般地承认他们有继嗣权利，但却含蓄地警告他们以不得树敌过多为条件；对于无力营求嗣位的另外两个大贝勒阿敏和莽古尔泰，也警告他们不得搞分裂，不然，其和硕贝勒地位将不能保。四、重申政治上、经济上八旗平等，以维持八旗均势，保持满洲政权内部团结。
    新的中枢决策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努尔哈赤即全力以赴地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这一体制。其一是对四大贝勒加强控制，限制他们的权势，缩小他们的影响。前此，对于各领一部、实力雄厚的四大贝勒，努尔哈赤几乎是“爱如心肝”，待若上宾。在他们与属下大臣发生争执或矛盾时，总是袒护旗主而处罚大臣。（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五、卷一六、卷二七。）但是，在任命八和硕贝勒之后，和过去对四大贝勒的爱抚相反，努尔哈赤却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天命八年二月，努尔哈赤任命八大臣“观察诸贝勒的心”，并将情况“向汗报告”。（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四五。）在发现诸贝勒有什么越轨不法行动时，小过则批，大过则罚，令出法随，决不宽宥。如天命八年五月因诸贝勒对满汉罪犯执行同一判罪标准而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五二。）又如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因皇太极“独善其身”、“对他人越分行事”而对之进行批评并罚金银。（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五四。）再如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三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上书向努尔哈赤承认过错，（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五八。）虽然其原因尚不清楚，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天命七年三月以前绝未出现。而且，努尔哈赤还把手伸向四大贝勒控制的各旗部众。天命七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命令各旗官员向汗宣誓效忠。（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七五。）天命八年七月，努尔哈赤又规定：“下达给诸申，以汗的文书下达”。（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五八。）这样，各旗官民都必须听从汗的指挥，服从汗的调动。有了这种权力，努尔哈赤便致力于对四大贝勒所领各旗实力的限制。据笔者统计，天命六年闰二月时，四大贝勒所领各旗牛录数在八旗牛录总数中占66%（250牛录比164.5个牛录），天命十年八月时，则降为45%（211牛录比96牛录）。（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一八，卷六八至七○。）与之相反，对于自己的三个少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不但毫无批评之词，而且还多次让他们参加盟誓和各种礼仪活动以提高他们的地位，甚至还把自己控制的两黄旗所属牛录也分给他们，以使他们拥有与四大贝勒相抗衡的实力。除此之外，在任命八和硕贝勒之后，对于军国大事，努尔哈赤还事必躬亲，甚至诸贝勒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努尔哈赤也可以推翻。可以看出，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中枢决策体制，实际上是在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这种体制，虽使努尔哈赤与四大贝勒之间产生*
    裂痕，但是却使后金政局获得了安定，同时，也对努尔哈赤身后清代中枢机构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努尔哈赤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政权，不只建立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中枢决策机构，同时，在决策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对于满洲政权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满洲政权中枢决策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决策范围广泛，并无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之分。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兵微将寡，辖地部民均十分有限，几乎任何一个细小问题都和满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因而，这一时期，不但中枢决策范围广泛，举凡战和决定、战役策划、后勤供应、发使遣书、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基层政权建设、俘获人员、物品分配等莫不在中枢决策之列。而且，在执行决策时，也径由决策机构执行。其二是秘密进行决策。满洲政权初起，军事活动居多，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必须严守秘密。如天命三年伐明，虽然从当年正月即已开始准备，但是由于严守秘密，一直到战争即将发动之时，对方尚未察觉。又如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以朝鲜附明出兵，“数次与诸将会议”朝鲜之事，“逐日谋议，极秘之”。（注：《栅中日录》。）所有这些对于军事战争的胜利和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两个特点之外，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共议性。满洲政权初起，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并不森严。每有重大事务，常常是君臣并坐共议。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建元前后，努尔哈赤“每五日聚集诸贝勒、诸大臣在衙门讨论事的是非，公平的审断，作为常例”。（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四。）在“我国汗之下的诸贝勒、诸大臣每日会见，商讨有关国民若乐的政治、政事的胜败。”（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八。）而且，为了使中枢决策尽量符合客观实际，一个时期中，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还一再鼓励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如四大贝勒、五大臣等发表意见，吸收他们建议中的合理因素，形成正确的中枢决策。如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他即告诫他的几个儿子和任用的大臣：“即使是我说的，全部是正确的吗？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不要窥视我的脸色，你们众人考虑的事情可能比（我）一人考虑的事情要正确，你们诸子、诸大臣要劝我做众人考虑的正确的事。”（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三。）有关清初的各种史料显示，在各种决策活动中，努尔哈赤放弃个人意见而采纳诸贝勒大臣意见获取成功的事例并不鲜见。如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与四子五大臣率倾国之兵出征乌喇。进入乌喇地界后，考虑到乌喇为海西大部，难以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打算先占其附近村落，“破坏村寨，尽毁粮谷”，“这样才能灭亡大国”。（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二。）他的这种看法遭到诸贝勒、大臣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努尔哈赤的设想去做，战争将旷延时日，不但会使乌喇贝勒布占泰取得了喘息时间，同时也会增加满洲军队的损失。因为诸贝勒大臣言之有理，努尔哈赤放弃了个人意见，挥师进攻乌喇山城，“击溃敌兵三万人，杀一万人，获得甲七千副”，灭掉乌喇，取得了满洲政权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又如天命三年四月征伐抚顺之役，事前，满洲政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明朝方面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行军途中，却下起了雨。努尔哈赤以天气阴雨，不便前进，想收兵回国。这时，大贝勒代善进谏道：前此我们与大明和好已久，现在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两国已成寇仇。如果退兵回国，两国是继续和好，还是互为仇敌？而且，兴兵至此，已无秘密可言。如果退兵，只能使其加强战备，不利将来再次进攻。再说，目前天虽降雨，我国军队皆有雨衣，弓矢也有备雨之具，而天降之雨，正可懈怠麻痹明人，使之不会想到我们雨夜进兵。因此，这场雨对我有利
    ，对明不利，应该乘雨进攻。一席话使得努尔哈赤顿然醒悟，传令继续进兵，从而取得了抚顺之役的胜利。再如，抚顺之役后，努尔哈赤收兵回国。明广宁镇守将张承胤等率兵一万急追至谢里甸。努尔哈赤得知此事，认为敌兵来追，并非前来寻战，不过是向上司交差的例行公事，大可不理，仍旧传令撤兵。这时，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却派人报告，如果我兵“默默而回”，敌方必以我兵“怯不敢战”，主张率兵迎击。努尔哈赤觉得他们意见正确，遂率八旗军队回师迎敌并大败追来的明军，阵斩敌将五十余员，“敌兵十损七八，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算”。（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