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也并非事事都采纳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意见，他从维护满洲政权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也时常坚持推行个人意见。如满洲政权早期，满族人民与汉人交易，人参是其大宗。为了多获利润，满洲人先将人参在水中浸泡，以增加重量，而明朝商人却以其含水量过多而多方推托，拖延时日，致使满洲人为防止人参腐烂变质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对此，努尔哈赤提出将收采人参煮熟晒干。囿于传统观念，诸贝勒大臣皆表反对，“太祖不徇众言，遂煮熟，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又如万历四十三年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将女本已许嫁努尔哈赤又转嫁给蒙古。诸贝勒大臣得知此事，争相鼓动努尔哈赤藉此出兵攻灭叶赫，同时，一并向出兵守护叶赫的明朝军队开火。按照当时满洲政权国力，无论是武装力量，或者是物资储存都还没有达到同时对叶赫与明朝开战的能力。为此，努尔哈赤一方面下令将已经整装待发的满洲兵马调回，一方面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为了一个女人兴师动众并不值得，应该先务“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四。）才能次第进行灭亡叶赫，统一满洲，对明开战的大业。此举避免了一场因条件不成熟而可能会给满洲政权带来损失的战争。再如天命四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军四万攻破明朝重镇开原后，还师途中，为了利于秋天进兵，遂同诸贝勒提议就势迁都界凡。经贝勒大臣讨论，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出于对明作战大局需要，努尔哈赤仍然坚持迁都并下达迁都命令。还如，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后，中枢决策机构曾就本部军民是否移居辽东进行过一场争论。按照诸贝勒大臣的意见，都要求仍回边外旧地。但是努尔哈赤认为弃已得之地而还国，将来不知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再次得到。一席话，说得贝勒大臣们心服口服，随即决定迁都辽阳。伴随着这一行动，满洲军民成批西迁，定居辽东，从而使之成为满洲政权可靠的根据地，为以后满洲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如，迁都辽阳数年后，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又欲迁都沈阳。这时，诸贝勒大臣一齐进谏道：连年修建东京，民力已困疲不堪。再行迁都，势必又有城筑宫室之役，而且国内连年失收，食用不足，如果迁都，恐怕激起变乱。但是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为战略形胜之处，便于对明、蒙、朝鲜用兵，与辽阳偏处一隅大不相同。为了满洲政权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应以迁都沈阳为是。尽管遭到
    诸贝勒大臣的反对，他仍然强令执行，数日后，即迁都沈阳。就努尔哈赤坚持个人意见、否决诸贝勒大臣意见的上述各项决策来看，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的识见较之诸贝勒大臣高出一筹。因而，尽管努尔哈赤多次否决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却仍然受到他们的拥护，成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核心。这种以努尔哈赤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合议制对于满洲政权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由于努尔哈赤事业不断成功及其在中枢决策中长期的特殊地位，到了晚年，特别是确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之后，其思想和作风愈加主观专横，致使一个时期之内，共议制受到了破坏。这一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出现不少失误，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
    共议性之外，中枢决策的民族性也是一个主要特点。所谓民族性，除了是指其决策机构成员民族成分单一之外，也还指其决策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本民族利益为提前。满洲政权虽以女真之一支--建州起家，但是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及其之后，却以代表各部女真总体利益的女真国和满洲族相号召。这种做法，不但使其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造成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消失，而且在动员满洲各部团结一致反抗明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也起了极大的号召作用。正是在努尔哈赤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所树起的民族旗帜下，满族共同体迅速形成，满洲政权迅速壮大，满洲族人民也争先恐后地投入了对明战争。当然，也须指出，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后，满洲政权辖下出现了远较满人为多的汉人。与此同时，不少汉人降官也加入满洲政权统治阶层。满洲政权本应据此改变中枢决策机构中民族成份颇为单一的情况，并在决策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做些调整，但是因为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进据辽东之初，即强迫汉人剃发，继而又没收当地人民土地，强制移民，并推行反动的分丁编庄政策，对广大汉人进行奴役。在引进反抗后，努尔哈赤非但不改弦更张，反而推行屠杀政策。而且从天命九年起，还将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无粮贫民和汉族知识分子，致使后金境内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广大汉民“不能聊生，叛亡怠尽”（注：康熙朝修《太宗实录》卷一。）。这样，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民族性开始产生负面效应，反过来影响了满洲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三
    在满洲政权中枢决策中，信息输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关清初的各种史料证明，努尔哈赤时期，随着满洲政权中枢机构的不断发展，信息输送及其渠道也都由简单而趋于多样，与此同时，各种信息保存制度也初步建立起来。
    努尔哈赤初起，军事活动是其主要活动。因而，各种信息传递，主要是围绕军事活动进行，而且其方式也颇简单原始。调兵作战，则以令箭征兵。侦探敌情，则临时派出哨探。传达军事命令，也只是口耳相传。为了取信，则令派出人执其头盔或骑其乘马，或执其黄伞。后来，随着满洲政权的发展，信息传递方式虽然改以文字为主，但是由于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口耳传递信息的方式仍被广泛使用并且趋于多样化。如17世纪初年以后，满洲政权建立了放炮、举旗、点燃峰火、敲云版、敲锣等遇敌报警制度和敲鼓报捷制度。同时，侦探制度也趋于完善并规定了各种奖惩制度。所有这些，对于及时传递信息以及中枢决策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军事行动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上述信息传递方式之外，通过文字及其载体纸木等书写工具传递信息是满洲政权输送信息的主要方式。随着满洲政权的发展，这种传递方式还经历了由使用异族文字到使用本族文字为主的转变，由上层使用到普遍使用的转变。满洲政权早期，满族尚无文字，传递文字信息主要靠蒙汉两种文字。万历十九年，海西叶赫、哈达、辉发三部遣使建州，以战争相威胁，索取土地，努尔哈赤严词拒绝，同时，“并书前言”，令阿林恰送至叶赫，似即使用蒙古文字。（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又，满洲政权兴起之初，为了取得明朝支持，努尔哈赤对明朝政府极表忠顺。与此同时，无论进京入贡，或是边关贸易，与明朝官员、边将、商民来往频繁，学习、使用汉字实所必需，因而，不但其部下将领如佟羊才等通晓汉语，同时，还聘任流落建州的汉族知识分子龚正陆（歪乃）掌理文书，“凡所通书，此人专掌”（注：《朝鲜宣祖大王实录》卷六九。）。为了培养对明交往的后继人才，还使其向晚辈儿孙教授汉语。使用蒙汉文字传递信息，虽然便于满州政权的对外交往，但是也有明显弊病。一是因为对外文书书写、翻译必须藉助异族知识分子，并不利于信息的保密；二是严重影响各种中枢决策在境内的传达、贯彻和执行。这样，创制一套简便易行的本民族文字的工作便提上了满洲政权的议事日程。爰至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努尔哈赤谕令巴克什额尔德尼、大臣噶盖以蒙古字母改制为满洲文字，颁行国中。因为创制满文是适应满族社会发展之举，故而创制之后不久，即首先在满洲贵族和官员中开始使用，创制满文之后不过八年，满洲政权即委任专人以满文逐年记载国史。从此之后，满文开始进一步普及。天命六年七月，出于攻占辽东后计丁授田的需要，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各出十人写档子”（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二四。）。前此一年时，满洲政权牛录数字已达二百三十多个。以此推算，此次满洲政权征用书写人员已在两千以上。这就说明，在满文创制之后约二十余年已经普及，业已成为满洲政权内部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