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1935年底以后，鉴于华北事变带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蒋介石的抗日态度逐渐趋向强硬。这种变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在1936年间，蒋介石政府虽然与日本方面进行十多次谈判，但对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为实质的广田三原则却始终未接受。日本对此十分不满。所以，国民政府外长张群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说，中日关系正在恶化（14）。这种恶化正是蒋介石着意改善中苏关系，进而缔结中苏互助协定的一种反映。
    然而，事情并非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简单。在缔结互助协定问题上苏联自有考虑。1936年11月7日，张群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尽快缔结互助协定的问题，鲍格莫洛夫却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没有苏中互不侵犯协定是苏中关系方面的缺陷。诚然，我应当说，最近一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要比二年或四年前好些。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关系不是建立在正式文件的基础上。我认为，现在谈论像互助协定这样深远的问题，要苏联人民根据它来承担明确的和非常重大的义务，此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两国的社会舆论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张群问：“我可否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您认为缔结苏中互助协定暂不可能？”鲍格莫洛夫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这一协定没有预先的即使是简单的舆论准备，现在要缔结互助协定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建议缔结商约和互不侵犯协定，作为能够为重大联系准备基础的阶段。”（15）鲍格莫洛夫所阐述的这一基本立场反映出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尚未达到可以签订互助协定的程度。这尤其表现在苏联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上。鲍格莫洛夫在同张群的上述会谈中就这样说过：“我已形成一个印象（如果错了，我将很高兴），按你们的方针，你们认为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之点，而同苏联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是第二位的。我认为，在苏中关系的任何问题上，包括甚至像商约这样简单的问题，你们总是考虑会使日本人产生什么印象。”（16）鲍格莫洛夫所言确有所指。蒋介石在1936年的对日态度虽有所强硬，但惧怕日本的压力仍是一个基本事实，中苏商约迟迟未能缔结即是如此。苏联担心，蒋介石政府因为惧怕日本压力，虽然一方面正在改善中苏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可能背着苏联同日本谈判针对苏联的军事协定。从当时中日谈判的情况看，蒋介石政府虽然在总体上不愿接受广田三原则，但对其中共同防共这一条，却认为有商讨的余地。例如，张群在1936年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会谈中，就多次谈到共同防共问题，只因日本要求将防线延至华北腹地雁门关，所以一直未达成协议（张群提出至包头）。而且共同防共不仅是指共同“剿共”，还包括建立反苏军事联盟（孔祥熙在1936年9月28日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承认这一点）（17）。这样，苏联必有疑虑。苏联另一层考虑则在于，蒋介石政府在惧怕日本压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履行互助协定的义务。张群同川樾的会谈说明了这一点。会谈中张群表示：“调整邦交－以不侵害我方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原则。至于日俄战争之际，贵方如希望我方能取善意之中立一层，我们当可加以考虑，务使贵国能在华北放心。”（18）张群的这种表示，足以说明蒋介石政府在中、日、苏三角关系中的投机立场，显然难以取得苏联方面的信任。
    在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要缔结一个需要双方严格履行义务的协定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苏联这时还不想介入中日战争。陈立夫1936年初滞留柏林时就已传来斯大林的解释：苏联愿意在不直接介入对日战争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抗战（19）。而如果缔结中苏互助协定，苏联则需担负站在中国方面直接抗击日本的义务。在当时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的气氛下，苏联是不愿在东方与日本开战的。
    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后苏联对待苏中关系的一个基调。因此，无论蒋介石政府如何交涉，中苏都未能达成互助协定，此时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只能限制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程度上。
    二、参战与否的分歧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并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20）。立法院长孙科也极力主张苏联参战。1937年7月28日，孙科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增长，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期待苏联政府会将军队自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21）抗战初期曾任驻苏大使的杨杰更是热衷于苏联参战。1937年9月，杨赴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时，多次提出苏联参战的要求。蒋介石在这方面对杨也抱有很大希望。1937年11月1日，蒋在杨关于即将召开的国联布鲁塞尔会议有关情况的一份电文上批示：“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盼坦白相告”（22）。杨接电谕后便积极活动。11月11日，他同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极力探询苏联对参战的想法。斯大林的签复却是：“苏联希望削弱日本，但目前苏联尚未达到与日本开战时机。”（23）杨又与苏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间固难定，但可以告之“准备已快了”（24）。11月12日，杨一天连续两次电蒋，报告探询的消息。11月18日，随杨访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也电蒋说，伏罗希洛夫告诉他，如果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25）。但是，伏罗希洛夫的允诺并没有兑现，直到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苏联仍未出兵。相形之下，倒是斯大林的话显得实在一些。加弗认为，这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用“一个巧妙的暗示防止中国丧失勇气”（26）。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时隔不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就联名电蒋，陈明不能立即出兵的理由：1.苏联不因日方直接挑衅而出兵，会被认为是侵略行动；2.苏联不愿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主要国家尚未答应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的条件下单独出兵；3.具有批准出兵权的苏维埃最高会议尚未举行（27）。这封电报是抗战初期苏联在参战问题上一次最明确的表态，蒋介石的请求理应到此即止，但他仍不死心，就在接到这一电报不久，于12月6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复电中再次提出：“尚望贵国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