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时机和条件，则是苏联方面更为重视的问题。无论是苏联高级领导人还是苏联外交部门，在答复中国方面提出的参战要求时，都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苏联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前已引述1937年12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电告蒋介石苏联不能即刻对日出兵的理由，正是在于时机和条件不成熟。1938年9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在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苏联参战的三个条件：1.日本进攻苏联；2.英、美加入对日战争；3.国联责成太平洋国家对日宣战（46）。由此可见，在参战问题上，苏联考虑的不仅有苏日矛盾的因素，还有同美、英关系及国际条件等。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是苏联的敌人，但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现在不能开战。蒋介石则认为德、日不会同时对苏宣战。1938年6月14日，蒋介石同卢干兹奥尔斯基会谈时就说：“苏联或早或晚应自动开始对日战争，并且目前正是最有利时机”（47）。蒋介石虽未解释原因，意思很明显：苏联西线无战事，可放心对日作战。当时希特勒还没有进攻苏联，但欧洲已经战云密布，苏联不能不严加戒备；而且欧洲较之于亚洲对苏联更为重要，因此它要更多地考虑西线安全。这正如李维诺夫对蒋廷黻所说：“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48）。当时，苏联在欧亚两线的驻军人数为3:1，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使苏联担心的问题，就是1936年11月25日，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的矛头是指向苏联的，苏联自然更为警惕。况且，德国当时已经扬言：如果苏联介入中日战争，德国就会帮助日本。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驻莫斯科德国代办就派秘书去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49）。因此，苏联要极力回避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免两线作战。
    在苏日矛盾问题上，苏联的另一层考虑就是不应先发制人，以免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其一，苏联向来是以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著称的，因而不愿因参战问题而损害其在国际上的形象。其二，苏联不愿给日本以反诬其“侵略”的口实。对此，斯大林在向蒋介石解释不能参战理由时说得很清楚：“苏联如果不是因为日方挑衅而对日本出兵，日本就要称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这将对中国与苏联不利”（50）。基于这些考虑，苏联一再拒绝对中国要其参战的请求。
    在同美、英关系上，苏联亦多有顾虑。1938年9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给卢干兹奥尔斯基的电报中对苏联的这种考虑解释得比较清楚：“苏联认为现在无英、美而孤立地参加对日作战是不适宜的，英、美有强大的海军，因为苏联这样孤立地参战会恶化中国形势，改善日本形势。日本会叫喊别人进犯它了，迫使德、意起来保护日本，迫使英国警觉起来。因为英国会考虑，苏联想针对其它国家而加强其在华影响，苏联想把中国布尔什维克化”（51）。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考虑是比较复杂的：一是怕无英、美支援而孤立。英、美是西方国家的主要代表，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因此，苏联在采取像对日作战这样的重大行动前，要争取其舆论同情，以免陷于孤立，甚至反被日本抓住把柄。而从抗战初期英、美态度来看，并无苏联所希望的那种表示。相反，英国还想牺牲中国利益来保护其在华利益。美国此时的政策更是众所周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严格奉行“中立路线”，谈不上支持苏联对日出兵。因此，苏联是不愿多此一举的。二是担心西方指责苏联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容易给西方国家和蒋介石政府造成企图“赤化”中国的嫌疑。总之，苏联认为对日参战不应是孤立行动，而应是一种联合行动。应当承认，苏联的这种考虑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德、意、日已形成法西斯集团，反法西斯也必须是集团性的联合行动。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种联合行动的时机和条件没有成熟，苏联拒绝参战也就理所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强调英、美联合行动还有一层用意，这就是谨防坠入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计谋。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曾劝告苏联代表说：“只要苏联出面，战争将被制止，日本会立刻尊重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52）。这种说法显然别有用心，苏联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企图挑起苏日战争的外交伎俩”。苏联对英、美的这种看法，孙科在1939年第二次访苏期间也有察觉。是年9月17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苏联对倭（指日本）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只求保境息争，亦无与倭决战决心，故在远东，苏对美、英亦严防中计，不愿发动苏倭战争，我与彼接洽，切忌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以科愚见，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援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即对远东望其与美、英、法合作，彼多疑，必虑美、英目的在挑起苏倭战争，以解美、英、法在远东所受之威胁，必美、英先有对倭积极制裁之行动表示，苏方始能相信而乐于合作，否则彼将疑我信赖美、英怪彼援我不力，或疑我暗代美、英刺探彼中秘密，反对合作前途有损无益。”（53）
    如果蒋介石能够正视苏联当时的实际处境，认真研究分析蒋廷黻、孙科的意见，中苏原先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也许会逐步缩小。然而，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蒋对外援的强烈依赖心理，希望苏联能够承担抗日重担。这样，蒋介石的主观要求同苏联的客观实际便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势不可免地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