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争取苏联参战还施展了谋略。他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有意告诉苏联方面，以此暗示斯大林：如果苏联终不出兵，中日有可能达成妥协。当然，蒋介石的这一做法并未奏效，因为斯大林关于苏联不参战的既定方针不会轻易改变；斯大林也清楚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区别，不会像亲日派那样主张降日。所以，斯大林在给蒋的复电中说，中国可有条件地同日本谈判，但“中国政府之任务，是以伟大民族的政府之资格来讲话，而不屈服于威胁”（29）。在施展谋略方面，杨杰也堪称行家里手。1937年12月21日，杨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分析了苏联没有参战的原因后说：“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30）这两计虽然看来高妙，实则难以办到。首先，此时英、美根本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甚至在武汉、广州失陷后仍旧如此。1938年10月26日，正极力寻求西方援助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法国外交部秘书莱热会谈时，莱热直率地说，美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消极，“目前它不希望作出任何行动，即使是关于联合调停这样的行动它也无意介入”（31）。当时驻英大使郭泰祺也报告说，英国不响应苏联关于采取联合行动以帮助中国的倡议（32）。可见，指望英、美作苏联后援办不到。至于西欧安全问题，根本不是中国所能解决的。其次，以密切中苏关系来激化苏日矛盾以至引起战争的想法亦未免太幼稚，因为决定苏日关系的因素不仅有中苏关系，还要取决于其它许多国际国内因素，如苏德矛盾、日美矛盾等，苏日决策人物的头脑不会如此简单。
    然而，无论杨杰还是蒋介石在当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其谋略落空后，他们仍未放弃原有企图。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对苏联能否参战具有清醒认识的当属蒋廷黻。蒋廷黻是1936年10月受命为驻苏大使的。赴任之际，国内各方面都对他寄予厚望。他说，各方“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是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33）然而，也正是蒋廷黻最先察觉到此时要求苏联参战是不可能的。1936年12月，他在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时就已确立了这种看法。李维诺夫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但李维诺夫同意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的军事设备（34）。显然，李不肯承诺的军事援助是指出兵一事。蒋廷黻由于了解到第一手情况，因此对苏联参战不抱什么希望。蒋廷黻对苏联不会参战的预见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用蒋廷黻的话来说，这是因为蒋介石“执着苏联准备对日作战观念”（35）。这样，持现实主义态度的蒋廷黻反而受到谴责，被认为是“误解苏联的意图”（36）。蒋廷黻说，因为这一点，也许还有其他理由，1938年初他被解职回国。
    就在蒋廷黻回国时，孙科正肩负请求苏援（包括请求参战）的重任赴苏。孙科进见斯大林后，方知蒋廷黻所言为实。2月7日，孙科电告蒋介石：“苏联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须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进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联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37）毕竟孙科的身份、地位与蒋廷黻不同，这封电报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确实发生一些作用。1938年3月10日，蒋介石在给杨杰的电报中说，现日军正派8－12个师侵犯华南，“如此，其在满洲兵力空虚，务希速商伏帅，如俄能决心攻倭，则此时对满、鲜乘机进取最好，否则对满、鲜边境速增重兵示威以牵制敌军，勿使其全力南犯，亦於战局大有裨益。”（38）由此可见，蒋的要求有所降低：苏联如不出兵，示威亦可。证明蒋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事实是对张鼓峰事件的反应。事件尚未结束时，国民政府的不少官员认为该事件是苏日战争开始的信号，重新燃起苏军参战的希望。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表示赞成蒋廷黻以往的看法，说中国应一如既往，仿佛没有发生这一事件一样。蒋廷黻认为，如果说蒋介石以前对苏联参战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这时已明显放弃了这一幻想（39）。果然，不久，苏联便同日本达成停战协定。但蒋介石也并不像蒋廷黻所说的那样，放弃了对苏联参战的幻想。在后来武汉会战期间，他还是希望苏联能出兵援助。9月30日，蒋在同新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奥尔斯基会谈时说，目前欧洲局势可暂望安定，苏联不必有西顾之忧，应“趁此时机亟宜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40）。翌日，蒋又电示杨杰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转达“现在我抗战已将十五个月，抵御侵略已达最艰苦之严重关头，中国本身力量已完全发动使用殆尽，苏联必不愿中国功败垂成，使东方侵之狂焰高张（涨），世界祸患更难收拾，故望从速考虑等语”（41）。但苏联此时不参战已为既定方针，因而蒋介石的求援当然没有结果。
    三、截然不同的出发点
    中苏两国在参战问题上产生难以调和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蒋介石政府的出发点是极力拉苏联参战，企图把抗战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如前所述，从3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逐渐接近并开始外交谈判后，蒋介石就一直坚持缔结中苏互助协定，旨在要求苏联承担日本侵华时能够出兵的义务。蒋介石认为，由于苏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日冲突是必然的，因此拉苏联参战也是可能的。基于这一点，蒋介石指示部属在同苏联谈判时，要竭力在对日的基础上寻求并说明两国的共同点。1937年7月19日，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就称：“中苏利益是共同的，因为中国是日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而苏联是第二个目标”（42）。7月23日，外长王宠惠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又特别指出，日本的政策是要征服整个亚洲，这既威胁到中国又威胁到苏联，所以希望双方最终能寻求共同语言（43）。蒋介石等人希望利用苏日矛盾促成苏联对日作战，不失为一种外交策略，但是决定苏联参战与否的因素不仅是苏日矛盾问题，同时还有中国的抗战决心及苏联出兵的时机和条件。
    关于中国抗战之决心，苏联确有考虑。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始终对日本抱有幻想，在中、日、苏格局中玩弄平衡游戏，这使苏联终于拒绝缔结互助协定。后来在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谈判又一直未中断。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仍未放弃谋和活动。蒋介石和何应钦在1938年7、8月间派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弟兄萧振瀛与日本特务秘密商谈议和条件及谈判地点，后因武汉不久即失守，蒋、何退往重庆，此事便不了了之（44）。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妥协活动绝不只限于此，但仅此一例，可见其缺乏抗战之坚定决心。苏联对此担忧，不无道理。1938年8月7日，孙科在莫斯科电蒋，告知苏联不参战理由之一为“虑我决心不足，战不力，彼若急参战，我或中途变计”（45），正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