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战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延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前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的水平只能达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程度，而蒋介石政府却要苏联缔结包括能够承担对日出兵义务在内的高层次的双边互助协定。这样，双方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折冲尊俎，使早应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反被延误。中苏复交不久，苏联政府就于1933年3月24日向国民政府提出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却被拒绝（54）。1936年11月，苏联方面在明确拒绝缔结互助条约的同时又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55），再次被中国方面拒绝。1937年4月12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同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时，进一步陈述了苏联对缔约的三步计划：1.由中国政府发起太平洋地区互助条约的谈判，苏联首先予以全力支持；2.如果太平洋地区条约无任何结果，苏联准备重新考虑苏中缔结双边互助条约；3.建议立即着手谈判苏中互不侵犯条约（56）。三步计划的着眼点是苏联一贯奉行的集体安全思想。由于苏联方面在这里仍把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当务之急提出来。因此仍未得到中国方面的响应。这一则因为蒋介石等人固执于缔结互助协定，二则在于他们把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简单化了。从一般意义上说，互不侵犯条约只是确保双方互不侵犯，但苏联提议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限于此，而是附有军事援助内容。还是在1937年2月底，苏联政府在给鲍格莫洛夫的指令中就谈到在不签订互助条约的情况下，可缔结军事技术协定，包括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并为此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此外还可以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和坦克手，甚至在经甘肃通向苏联的交通线受到日本威胁时，苏联将派坦克和飞机予以保卫（57）。由于以这种军事技术协定作为附加内容，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多少已具有互助条约的性质了。然而，当鲍格莫洛夫将这些意思转告中国方面后，却没有引起蒋介石等人的兴趣，结果使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一再延误。更严重的是，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仍固执其立场。7月19日，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还说什么，如果谈判能从互助条约开始，则更符合中国利益，并表示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准备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的回答则相当肯定：不可能首先考虑缔结互助条约（58）。双方相持不下，又形成僵局。7月底平津失陷，形势日趋危急，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8月2日，在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他表示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59）。于是双方起草条约文本，至8月21日方签约。这样，从1933年3月苏联方面明确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到正式缔约历时4年多，如果从1935年7月孔祥熙同鲍格莫洛夫谈判缔约问题时算起则2年有余。这种时间上的浪费贻误了中国准备抗战的有利时机。
    其次，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抗战爆发前后，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使中苏未能尽快结盟，携手对日。当然，这种分歧在1937至1938年间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很明显，主要是因为苏德战争此时尚未爆发，苏联还没有实际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同时苏联认为有可能通过解释消除分歧。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像苏联方面想象的那样。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再次提出对日参战问题。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次长傅秉常、蒋介石本人以及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军事系统重要喉舌《扫荡报》等，都公开发表要求苏联参战的言论（60），这就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不满，认为中国在挑动日苏战争。对此，苏方仍尽量克制。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再次解释苏联无法参战的原因。电报说：“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因现在苏联军队已开始打击德军，此种力量之分散足以减轻德军之困境”（61）。由于寻求苏联参战未成，加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物资逐渐减少，蒋介石政府便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大战的契机转移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疏苏亲美，以获取美国援助。中苏关系就此渐趋冷漠。
    再次，降低了中国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在中苏关系中，两国的地位应当是对等的，特别是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和苏联同属反法西斯盟国，更应是一种平等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低一等。苏联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明显反映在1943年美、英、苏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会议讨论签署莫斯科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主张中国应作为宣言签字国，却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不具备大国所具有的影响（62）。后因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极力坚持，莫洛托夫才放弃自己的意见。另一明显表现，则是1943年11月盟国德墨兰会议讨论中国战场问题时，斯大林对中国战争形势及未来的发展表示不满和怀疑。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中国人仗打得很糟”，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不可能“非常强大”（63）。因此，他反对罗斯福把中国当作大国看待。斯大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固然是由于近代中国积弱不振、国力衰竭，以及他本人外交政策中严重的大国主义思想，但与蒋介石政府缺乏自立精神亦不无关系。蒋介石等人三番五次地请求苏联参战，甚至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将失败”，完全是一副乞怜相，这种态度当然有损于中国的大国形象。蒋介石政府对苏援的强烈依赖，最终迫使他在1945年8月不平等的中苏谈判中吞下一个难咽的苦果，而苏联却可以对日参战为由冠冕堂皇地恢复了沙俄当年在中国的主要权益。
    抗战初期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是整个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段曲折。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苏联一方面抵制了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一政策发展了它的大国主义，促成后来中苏关系发展中的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