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期，嘉定钱氏名闻海内，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注：《清史稿》卷四八一。）。大昕之弟大昭，字晦之，亦贯通经史，曾撰《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等，于正史尤精两汉，有《后汉书补表》8卷行世。大昭三子东垣、绎、侗，少承家学，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绵延汉学，卓有成绩。又有族子钱塘、钱坫。钱塘，字学渊，进士，选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著《律吕古义》等书，钱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其弟钱坫，字献之，少孤，好读古书，因家贫后人京依大昕。大昕教以习篆书。尝与名家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钱坫的主要著作有《诗音表》、《车制考》、《尔雅释义》、《释地》等，广有影响。
    乾嘉吴派汉学考据之风盛，渐而也蔓及上海县。上海的一些文士如赵文哲、张熙纯等经常游学至苏州、嘉定一带，与王鸣盛、钱大昕相交甚深，问学切磋。这一时期的上海文风，亦以治经史者居多。著名的有黄烈父子，黄烈，字右方，号一斋。其父黄中松，曾撰《诗疑辨证》6卷，《文渊阁著录提要》论云：“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黄烈则尤善治经，覃精研思，历寒暑五十余而无倦，著《书疑辨证》。王鸣盛尝致书云，“兄可作中流砥柱”（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另有李林松，字仲熙，乾隆时进士，曾观政户部，也当过考试官。致仕归里后，葺所居后圃为易园，著书其中。其经术邃深，尤精汉学，所著称富，有《周易述补》、《通韵便览》、《礼运》、《中庸礼说》等问世。“沪中人物，盛于乾隆时，如陆耳山、赵璞函、褚文渊，张策时、曹锡宝，皆名重当世”（注：《瀛壖杂志》卷三。）。褚文渊，即褚华，这是一位性格傲睨的学者，自放于诗酒间，但为学扎实，“生平留心海隅铁事及经济名物”（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所著《沪城备考》，订误补遗，以订补此前所修之《上海县志》。褚氏另辑《海防辑要》，并著《木棉谱》、《水蜜桃谱》，别具特色，为研究上海地方史提供许多珍贵资料。
    兴考据，讲实证，成为学术之主流，盛极一时。然而，“言言有据，字字有考”的汉学学者，在经历了一段盛世之后，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经济凋敝，政治腐朽，思想沉寂，一派残破败落之象。也就在这时，乾嘉汉学开始受到了另外一批学者的指责：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丧失了“盛世”的基础，汉学考据自然走向衰落。上海当地的士人也看到了这一颓势，被王韬称为“沪之士林中品方行直”的翼云师江驾鹏曾言及当时上海的士人文风：“顾自嘉、道间，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称绝无仅有矣。盛极而衰，其势然也。”（注：《瀛壖杂志》卷三。）虽然还有点怀恋乾嘉士风，考据人才辈出的局面，但也明白“其势然也”。这时，一种新的士风学风也正在酝酿之中。
    明清数百年间，在上海地区的文人学术圈中，曾涌现出陈子龙、钱大昕这样一流的学者文人，在江南区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然而从总体上说，其时江南的文化学术中心是在苏州，上海的人文学风受苏州影响较大。及至近代开埠通商，伴随着上海城市地位提升，大批文士流入集聚，才使它的学术文化地位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