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四次较集中的评价：一次是1928年“六大”前后，一次是1958年成都会议，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这四次评价都涉及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围绕着“二次革命论”的所有争论或批判（有些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光有时代的制约、外部环境的制约及事物矛盾发展、过程的制约，还受到评论主体的内在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后者包括历史评价的方法。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做第二阶段的事情，或者该做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事情时仍然抱守于革命的第一阶段，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党后来仍然有过。如：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是用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文革”中搞“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事情。因此，我们重新认识陈独秀“二次革命”的错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一般表现
    1923年“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十二期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这篇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之一的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1923年11月，陈独秀于三届一中执委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工人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力量作了对比，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观点，系统地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农民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后。工人阶级数量、质量都幼稚，要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
    关于“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瞿秋白于1928年4月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作了论述。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当时“党的正式意见”（陈独秀）是“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
    可见，“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相反，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实际历程所证明；其错误的实质也不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错误的实质是中国革命在联合战线中是争取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矛盾分析法“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有没有一个内在矛盾，如果有，它是什么呢？
    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同样有其内在矛盾，它表现在：其一，基本错误与合理因素的矛盾（“二次革命论”基本错误是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合理因素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建立联合阵线）；其二，革命的前途与保守的方法的矛盾（“二次革命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采用了保守的错误的方法，即二次革命的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出来，外化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由于在实践面前屡屡碰壁，这一理论的合理因素的一面又迫使陈独秀不断修改这一观点或理论，换言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外部矛盾促使陈独秀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这一理论形态前后呈现出差异性、徘徊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析上是双重的。在这以前，即在1919年到1922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蔡和森语），“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在《中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工人阶级作了轻视的分析：“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对此，蔡和森说，“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论陈独秀主义》）。但陈的上述观点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后来的文章中，陈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点，如1925年2月大罢工期间，陈独秀写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工人的力量》，对中国工人阶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在，一方面低估了农民、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在三大后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者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宁，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苛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段话既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又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困难。在陈独秀思想体系中，轻视农民在大革命的中后期占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起草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第三次会议决议时，他甚至指责农民运动过“左”，提出了限制农民革命的一些办法。另一方面，陈独秀对农民的观点也没有停留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相反，在此后不少文章、文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如“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国民革命军……先必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我们现在怎样争斗？》）；“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但陈独秀重视农民运动是相对的，前提是在国民运动范围内做农民工作。因此，总体上没有跳离“二次革命论”轻视农民思想的藩蓠。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夸大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
    两年后，1925年11月，陈独秀在《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看法。1927年3月25日，上海暴动胜利后，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但在陈的思想体系中，看重资产阶级力量的一面占了主导的方面。
    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二次革命论”错误的要害，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反映了“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独秀前后的思想变化。“三大”之前，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6月，三大《宣言》接受了马林、陈独秀思想：“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三大”以后，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又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本刊露布”中说，“我们在此次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先锋，只顾打头阵。”不久，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国革命在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后文详叙），陈独秀也改变了“三大”前后的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如1925年1月，陈独秀主持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在反对左倾错误同时提出了反对右倾错误的任务，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在《革命的上海》一文中，陈独秀提出“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引到向革命，以至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
    1926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策划了“三二0”事件，一件是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为了维护联合阵线，陈独秀对新右派的进攻采取了让步、妥协的政策，即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又回到了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如1926年9月25日，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说，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决不会同国民党争夺政权，“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另一方面，陈独秀也不是绝对地回到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同是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议案》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取得指导的地位。”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也表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我党第一次系统地论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是1923年7月的二大，这次大会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纲；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二大提出“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明确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但如何两步走，“即刻”的含义是什么，谁来领导第一步奋斗，却很模糊。因此，二大只是提供了一个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的大致的轮廓。
    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设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分两步走，即先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力量，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陈独秀从右面回答了“二大”没有回答的问题。但陈独秀没有停留在这个观点上。在大革命中后期他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如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后，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陈独秀看到了两个会议之间的差距，中央政治局立即下文解释，其中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人为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陈独秀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凝固的不变的，比较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观点，这种观点在“三大”前后及1926年大革命中后期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内在矛盾中，占主导的方面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即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妥协退让及落后于形势的保守方法的一面，所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页）。
    那么，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方面占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