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成因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本人主观世界的复杂性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它们构成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根本成因是陈本人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陈独秀早年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优于封建专制统治，同进批评了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当时（1915年），陈独秀看到三件事“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革命主体是爱国青年，这些思想既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又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陈独秀走在别人前边，有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兼容并杂的思想也为他的思想转变的不彻底留下了种子。
    1918年3月，陈独秀开始接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俄罗斯文明在法兰西革命之上。但同时期，他对威尔逊在国际中的作用抱有幻想。1918年底，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刊载马列原著节译，介绍十月革命情况，使陈独秀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此后，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陈独秀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义派。陈独秀写的文章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的入门书。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彻底。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讲演时，仍然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他表示“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在《新青年宣言》中，宣称永远不加入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
    “五四”运动以前，受杜威影响，陈独秀不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开发实业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和后来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脉相承，但不久，陈独秀本人在1920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批判了张东荪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非资本主义不可的观点，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罗素的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一次清算。
    1920年5月1月，陈独秀出版《新青年》“劳动界纪念”专辑，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一文，陈独秀第一次涉及到了革命的步骤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欧美工人运动比，劳动者底觉悟处于第一阶段，即改良待遇阶段，而欧美工人运动已进入第二步，即要求管理权，陈独秀分析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的关系，提出“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这里陈独秀已经看到了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基础，开始研究革命的步骤问题。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进一步论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与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2页）。这段文字表明，陈独秀已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联系有区别，看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但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阶段陈独秀看到的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看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已露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一般认为这是陈独秀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标志。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看法上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世界观转变不彻底，而陈独秀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又进一步引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上的混乱。
    事实也是如此。如1921年初，李汉俊请逗留广州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上海党小组工作时，陈独秀认为李汉俊性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1921年9月，陈独秀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也承认，对中国革命怎么革法还不清楚。又如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写了《造国论》，提出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这个造国的程序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的性质问题及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都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
    以上表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主观上根源于他的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是陈独秀世界观体系中社会主义因素与资产阶级杂质矛盾的理论表现。另一方面，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其思想体系中唯物论因素与唯心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辩证法因素与形而上学成分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与历史唯心主义成分的矛盾，这一思维方式的矛盾直接决定于陈独秀世界观变的不彻底，并反过来阻碍了陈独秀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看，陈独秀陷入“二次革命论”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陈独秀思想深处，外来主义与思想深处的的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陈独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回答全党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要么象毛泽东那样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出发，综合全党的意见制定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么把中国革命的帆船系在共产国际的大船上，跟在外国人后面跑。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毛泽东后来指出了这一教训：“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跟着外国人的后面跑，犯了许多错误。”
    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没有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强调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间断性，从而导致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语）。
    从历史观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背离了群众，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陈独秀得出“二次革命论”的结论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分析，不失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有合理性，但他长期脱离工农群众的一线斗争，长期在上海的书斋中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导，因此不能全面地分析工农群众的革命性及力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毛泽东由于密切联系工农群众，所以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正确的认识。1926年3月，毛泽东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同的群众观点就有不同的群众态度，这也是毛泽东和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
    形成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陈独秀的个人主观原因的一面，还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因素的一面，即从外部矛盾来看，取决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及陈独秀本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这个双重作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采取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就“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来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陈独秀的双重作用。
    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有过正确的建议和指示，体现了对中国革命贡献的一面。如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的领导不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党三大（当时未收到）的指示，第一次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926年11月，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及苏俄政府驻国民政府代表在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又穿插了否定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观点，表现了对中国革命及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消极影响的一面。如1923年7月马林化名孙铎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说：“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又如1926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重视国民党左派及维持统一战线，要共产党“巩固左派，与之密切合作，共产党人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
    关于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具体方针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指示。如关于“三二0”事件的性质，斯大林说，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关于“四一二”前后对蒋介石的方针，1927年3月3日，联共中央正确提出了三条：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又有错误地认识蒋介石、汪精卫本质的一面。如1927年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说，“只要蒋介石暂时还未反动、尚未变节，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信中，还叫不要与蒋介石进行公开斗争，斯大林否认蒋介石属于敌我性质，认为蒋介石还是反帝的。4月6日，莫斯科党员积极分子大会还认为“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正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能有其他作为。”陈独秀身旁的国际代表也举棋不定，鲍罗庭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吴廷康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过早分化。汪精卫从巴黎回国，途中取道莫斯科，斯大林表示对他支持，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都表示出对汪精卫信任。《汪陈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称赞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以上表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的作用和影响是双重的，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国际根源。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主观原因、国际背景外，还有客观原因。毛泽东曾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统一的了解的党。”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不仅是指国内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强大，也包括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期。这是蒋介石新右派自“三二0”起向共产党一步步发起进攻，陈独秀等一步步妥协退让的客观根源。“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一方面，当时整个党的理论水平都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都处于摸索之中。如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中说：“平民应当以国民党为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国民党为先锋，领导自己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少同志看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抵制。如周恩来1927年4月16日说：“国共合作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缓和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瞿秋白于“四·一二”政变前，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提出党已有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毛泽东与陈的分歧更早，他说：“大致在这个时候（三大以后--笔者注），我开始不同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此外还有邓中夏、任弼时等人都和陈独秀作过斗争。但陈独秀为什么能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呢？这实质也是时代性问题，是党的经验不足问题，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后认识是在“七一五”事变之后。
    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两次谈到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不成熟。5月31日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6月16日又说“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同上书，第309页）。
    综上所述，陈独秀不是一个天生的“二次革命论”者，他的思想体系及“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根源应该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后的那个时代。“敌强我弱”、“经验不足”，是任何一个单个人都无力抗争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