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矛盾分析法与“二次革命论”的历史评价
    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作用及其错误的评价，常常反映了评价时代的气息。时代的不断变化，这种历史的评价就变成了评价的历史，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决定了各种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因此，历史总是众说纷纭。
    从横向上看，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批右，根据评论或批判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评价“二次革命论”；一种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二次革命论”的错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从方法论上讲前者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后者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毛泽东讲，陈独秀是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周恩来讲，“陈独秀创党有功”，这些都是陈独秀一生功过是非的分析评价。
    从纵向上看，早期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理论特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等，并且大致采取了矛盾分析的态度。
    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关系到“二次革命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就有不同的看法，蔡和森在“六大”发言时说，“陈独秀、马林等人的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瞿秋白说，陈独秀为代表的两次革命思想在“三大”时，“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瞿秋白选集》第402页）。邓中夏在1930年6月《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一文中说，“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
    关于“二次革命论”理论形态的特点，最早的分歧发生在1928年6月“六大”上瞿秋白和蔡和森的不同发言之中，瞿秋白认为，从三大开始，陈独秀、马林的理论错误是一贯的，有系统的。蔡和森说，“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性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蔡和森于1931年4月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补充）。
    关于“二次革命论”对大革命失败应付的责任，过去和现在都有争论，从矛盾分析的观点看，其一，陈独秀作为“二次革命论”的肇始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早期路向，致使中国早期革命陷入失败的渊薮。因此，陈对大革命失败有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在灾难性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其二，不应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记在一个人的帐上。蔡和森曾写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瞿秋白谈对六大讨论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问题时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个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政治局负责。”其三，共产国际代表对大革命失败也负有责任，否则有两个问题解释不通，一是陈独秀思想体系中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矛盾？一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行？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1930年1月15日至2月6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苏联“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三次“关于陈独秀主义历史根源讨论会”，出席会议者认为鲍罗庭、维金斯基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鲍、维也出席了会议，都为自己作了辩解。这说明共产国际及苏联自身也看到陈独秀犯错误不是孤立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其四，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周恩来谈到，武汉政府叛变后，“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到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于1951年的一次谈话中曾有过这样评述，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五，不能将陈独秀错误归于共产国际。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陈独秀除了遵守国际的一面，也有与共产国际不一致的一面。如1926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依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又如陈独秀一开始不赞成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三·二0事件”后，陈独秀又提出退出国民党，这些都与共产国际不一致。1926年2月中旬，鲍罗庭在一个报告中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陈独秀在十二月汉口特别会议上批评说，“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心要。”对于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五月指示，陈独秀也有不同意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史学界、理论界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真正的分析性评价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1981年，肖克同志还说，“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
    1980年，郭绪印提出了“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是分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个契机。十年后，王学勤在《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认为“二次革命”对国共合作的建立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认为在中国革命尚未深入展开之际，“二次革命论仍能组织并指导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这是从外部矛盾的观点看“二次革命论”，看到了二次革命论的双重作用是个进步，但没有深入内部，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因此在有关“二次革命论”一系列问题上纠缠不清，如说“陈独秀赞同国共合作设想的思想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因而他一开始就无从考虑领导权问题”（见上书，第44页）。这个观点将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的过程移到国共合作过程之前，换句话说，“二次革命论”形成与陈独秀主观因素有关，与国共合作以前的中国实际有关，而与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无关，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无关。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