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1906年，自著《政治讲义》。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国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注：同①⑥，第969页。）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民主的关系。严复承认，民主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但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注：同①⑥，第957页。）“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注：同①⑥，第986页。）
    为了提高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中国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严复告以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此不易之道也。”（注：同①⑥，第979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国。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严复很早就“以革命为深忧”。（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在严复看来，所谓革命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起义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中国。严复对世界政治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就中国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注：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注：同③⑩。）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一场错误，对革命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注：同③⑤。）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注：同③⑤。）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