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世家大族，大多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很多宗族都有“始迁黄墩”或“始居黄墩”，然后再向徽州各地迁徙的记载，这一现象与山西移民的“洪洞大槐树”、客家移民的“宁化石壁村”一样，同为难解之谜。叶显恩先生认为：“唐末迁徽的大族最初几乎都住在黄墩。原称姚家墩，黄氏迁此，改曰黄墩。据万历《歙县志》‘艺文志’五，吴修《复篁墩记》云：‘相传，凡地以黄名者，兵[按，指黄巢义军]辄不犯，盖谓己姓也。’这些大族在黄巢农民军的打击下，吓破了胆，认为‘黄墩’是救命符，才纷纷麇集于此。明人程敏政先祖亦居黄墩，因讳言居黄氏旧地之嫌，故意说原叫篁墩。”① 叶先生对黄墩叙事的由来，采纳了相沿旧说，有可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围绕这一叙事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和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值得重视②。
    一、徽州各宗族黄墩叙事概况与特点明代嘉靖年间成书的《新安名族志》是徽州宗族社会的经典文献，收集了90余个宗族的资料。
    1、普遍性。由上表可知，截止嘉靖年间，共有25个名族有入徽时始迁(居)黄墩的记载，在《名族志》90个名族中占28％，比例已相当可观。考虑到《名族志》中邓氏等五族有姓无志，夏、陆等21个宗族只有一条记载，若将这些处于名族边缘的宗族排除出去，此一比例当更高。徽州向有以程、汪、吴、黄、胡、王、李、方为“徽州八大姓”的说法，或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孙为“新安十五姓”。以此观之，则8大姓中有5姓、15姓中有8姓皆出自黄墩。考虑到在嘉靖之后仍不断有宗族加入系出黄墩的行列，故黄墩叙事确为徽州宗族中颇具普遍性的现象。
    2、程、黄2姓迁居黄墩时间最早，最有发言权。黄氏称该地原为姚家墩，后改曰黄墩，程氏则无此记载，透露出黄氏居该地可能早于程氏。
    3、除程、黄、余3族之外，其他各族皆为唐末黄巢起义时为避乱而迁居该地。这20个宗族中，除吕氏在该地居住达十代始迁出外，其他各族很快迁出到徽州各地，时间长的不过三代，短的只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对这些宗族来说，黄墩与其说是可以久居的“风水宝地”，不如说是进入徽州的“中转站”，此种现象，耐人寻味。
    二、程敏政与“篁墩”的横空出世
    黄墩之为黄墩，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到黄墩的当数现已佚传的唐代《歙州图经》。据《太平广记》引《歙州图经》云：“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29) 然明成化年间，程敏政改“黄”为“篁”，“篁墩”之名横空出世，这是一件大事。
    程敏政(1444-1499)，字克勤，休宁陪郭人。其父程信曾任兵部尚书，殁后赠太子少师，谥襄毅。程敏政早慧，有神童之誉，10岁时为景泰帝召见，面试以圣节及瑞雪诗并经义各一篇，援笔立就，诏读书翰林院。大学士、首辅李贤器重其人，以女妻之。22岁时中成化二年进士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升左春坊左谕德，侍皇太子(明孝宗)讲读。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成化十四年冬，程敏政归乡省亲，在祭拜始祖程元谭墓后，“大书篁墩二字揭诸故庐”(30)，遍告当世缙绅，大学士谢迁等皆为诗文以纪其事，程敏政遂编成《篁墩录》一书，刊行于世。程敏政后以篁墩自号，所著文集亦定名《篁墩文集》。
    程敏政以篁易黄，所云何据？《篁墩书舍记》云：“考诸谱及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说云，黄墩之黄本为篁字，以其地多产竹故名。至黄巢之乱，所过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黄以求免祸。”(31) 程敏政此说，部分依据了宋代休宁人程大昌的说法。程大昌(1123-1195)有感于徽州宗族“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凡遇人则以举问。积久，有老人言曰，黄巢乱天下，所过杀戮无噍类，宣歙十五州亦残破焉。独以黄者己姓也，故凡姓氏州里山川但凡系黄为名者，辄敛兵不犯。此时衣冠有尝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乱定，他徙，不敢忘本，则曰吾之系实出黄墩也。”(32) 程大昌以为黄巢笃信谶记，于是以此说为可信。程敏政从族谱中获悉此说，加以变幻，引入以篁代黄之说，并公之于世，大加宣扬，篁墩之名遂为世所知。然考其所本，不过野老之谈耳。
    三、黄巢与黄墩关系真相
    唐末迁居徽州的大族，皆云为避黄巢之乱，然徽州一府六县之地，为何独钟情于黄墩？前引叶显恩先生所据明人旧说，其实起于程大昌，而宣扬于程敏政，可以概括为“黄巢不杀黄墩人”，则黄巢与黄墩大有关系，其间真相如何，值得研究。
    黄巢军队曾到过徽州，但正史与地方志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今传徽州程氏族谱有唐末程淘所作新安程氏谱序，记载则很详细。
    由于族谱中早期谱序出于后人之手的颇多，而该序原文甚长，难以全引，兹作简略考证如下：
    1、程淘确有其人，《新安志》、《徽州府志》皆有记载，唐末与其兄程澐起兵拒守休宁东密岩，程敏政有东密岩题咏，推崇很高。
    2、序中记黄巢所部过徽州、杨行密遣陶雅入徽等事迹，其时间、经过与正史吻合。
    3、序中所记官职、爵位皆符合唐代制度，又言“屋漏田芜，见鹿已遊于町疃；军输兵饷，驱民未免于租庸”(33)，按租庸调为唐代前期制度，德宗建中元年(780)行两税法后即不适用，唐以后之人鲜有以此言时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