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序开篇曰：“淘生不幸，逢时多故，出入兵甲之间”，“思见四海乂安，何太平之不易得死亡冉冉之相迫也！”末尾则作“窃叹曰，后人逢时无虞，体胖心佚，岂识向上辛苦如是耶！”(34) 其悲凉抑郁，非久历兵燹者不能作。
    5、程氏后裔对程澐、程淘捍卫乡里之功歌颂备至，惟程淘于序中自承其众不过400余人，户口所存者不满200户，“位不过岩将，兵不能制邻封”(35)，处境相当困难。后代子孙于前人业绩多有夸大，序中所叙或更接近于实情。
    6、从文献传承看，宋庆历三年(1043)程承议作《程氏世录序》(36)，称程淘所作谱牒起于程灵洗，其上则阙而不载，与程淘谱序只言及程灵洗完全吻合，明清间程氏族谱提及该序的更多，可见该序确有传承渊源，其来有自。
    反复验证，该序确为程淘所作，虽各谱于该序后均不署具体时间，依序中事迹，当作于景福二年至天祐四年间(892-907)，是不多见的唐代谱序，也是徽州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该序提及黄巢军队攻入黄墩的详细情形：“自淘而上止忠壮公，历十五世，世居黄墩。乾符五年，岁在戊戌，端午日，黄巢别部犯黄墩，淘之族人逃难解散，贼众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滌殆尽。至仲秋初，巢收所部犯阙。”(37)
    这段史料价值很高，它说明进入徽州并非黄巢本人，而是其部将。黄巢部将曾经攻入黄墩，忠于李唐的程氏家族遭到沉重打击，“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滌殆尽”，被迫四散逃亡。黄巢并未因“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所谓“黄巢不杀黄墩人”纯为子虚，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以黄代篁。至于各外来大族以“‘黄墩’为救命符，纷纷麇集于此”，亦绝无可能。试想，连黄墩当地的程氏家族已经被杀得“逃难解散”，其他各族逃灾避祸，千里迢迢，于疲惫不堪之余而必入于此，岂非飞蛾投火耶？既然黄墩“本宅”尚不免于“攻劫”，又何必非得自承系出黄墩不可？可知宋以来相沿旧说，其实无据。
    四、黄墩--徽州区域象征的形成
    黄墩虽然不是避乱的“风水宝地”，但它在徽州确实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如下三方面因素造成的：
    1、黄墩地望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是程灵洗的“忠壮故居”。程灵洗为南朝梁陈间人，梁末侯景之乱时，灵洗起兵捍卫乡里，后成为陈霸先的大将，位至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殁后谥忠壮，配享高祖庙。后世累有加封，宋嘉定年间(1208-1224)敕建世忠庙，追封广烈侯，他是正史中有传的第一个徽州人。宋代歙县人罗愿作《新安志》列为新安先达第一。《陈书》程灵洗传只说他是新安海宁人，并未提到黄墩，但从程淘序来看，黄墩为程氏世居之地是可以肯定的。程灵洗在徽州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为后人附会出许多神奇的传说。前引《歙州图经》中就有程灵洗曾经受黄墩湖蜃托梦，为其射杀其旁吕湖之蜃，后黄墩湖蜃报恩，灵洗遂因之富贵云云。罗愿撰《歙黄墩程忠壮公庙碑》云：“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者，墓与宅在焉。宅既汇为湖，其清可鉴，时有巨鱼出游，渔者莫敢取。相传天气清晏，往往见宫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为坛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应。”(38)
    程灵洗逐渐成为徽州的区域之神，黄墩也因此不凡，为各宗族所注目，毕氏宗谱中对此透露出若干讯息。毕氏为前表曾居黄墩的22个名族之一，其实这是后起的说法。今传徽州毕氏宗谱有宋淳祐十二年(1252)毕范所作《本宗源流》，记迁徽源流为：“师远，字元功，咸通十二年袭父职，为永州司马，因家焉。乾符四年，再调歙州中散大夫佥书判事，偕仲子衡之官。甫一期而卒，遭巢寇扰东南，遂墓歙邑上南黄墩。”(39)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毕师远原家永州，在歙任职不过一年就死了，他在徽时间很短，当然是居住在歙县县城，不可能到30里外“遂居黄墩”。在遭遇大乱的情况下，无法归葬乡里，被迫就地安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选择葬于黄墩，则可能与“忠壮故居”的地望有关。据明代程氏后人记载，在程氏祖墓附近盗葬的情况相当严重：“成化末，异姓遂侵葬墓前，渐遍满于东南西三面，无隙地矣。”(40) 为求风水而“墓于黄墩”比为避乱而“居于黄墩”更为可信。
    2、造成黄墩地望急剧升值的关键人物是朱熹。朱熹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云：“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旧谱云长春乡呈坎人)”，“唐天祐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41)
    按，朱熹所见“旧谱”为呈坎人，所“听闻”则为黄墩人，呈坎与黄墩相去甚远，“旧谱”与“听闻”抵牾，惟旧谱今已不存，其是非不可考，但朱熹自承出于黄墩却是千真万确。朱熹殁于宋庆元六年(1200)，身前尚被列为“伪学奸党”，抑郁而终，但身后地位不断攀升：嘉定二年(1209)，赐谥文公；宝庆三年(1227)，追封太师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改封太师徽国公。元明清三代，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清康熙年间朱熹在孔庙中被抬升到十哲之列，获得了孔子之后儒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黄墩作为朱子故里，其地位亦扶摇直上。
    3、明代程朱阙里的确立，使黄墩完成了升值的全过程。从元代开始，徽州学人在朱子故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程颢、程颐和徽州、黄墩的历史联系。元代胡炳文撰《徽州乡贤祠记》，明确提出二程之先出于徽州。胡炳文的依据是欧阳修《冀国公神道碑》，称“中山之程出于灵洗”，中山之程徙河南，至宋遂有二程出焉，故二程“实吾新安黄墩忠壮公后也”(42)。程敏政更依此大加发挥，所纂《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极尽考辨之能事，称二程之后有南渡回徽州者，休宁陪郭程氏即是二程的直系后裔。万历四十三年(1615)，赵滂等人编成《程朱阙里志》，号称“新安第一书”，高攀龙在序中称颂道：“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闽，人知三夫子洛闽相去之遥，不知两姓之祖同出歙，又出于黄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气，山川之灵，钟为圣贤，或发于一时一地，或培其先世而发于异地异时，盖上下千古不能几见。然则黄墩者，固千古灵异所钟而歙之最胜事也。”(43)
    清代，经徽州官僚士绅的不断努力，乾隆二十五年，清高宗弘历为黄墩亲赐御书“洛闽溯本”(44)，此举标志着黄墩的特殊地位得到国家政权的正式承认。至此，黄墩地望不断升值而至于顶点。徽州人引以为豪“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地位，首先在于黄墩。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忠壮故居”的成分在降低，徽州人有意识地用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理学大师--二程、朱熹，代替了地方英雄程灵洗，作为徽州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将二程与朱熹连接在一起的黄墩相应的成了徽州的区域象征。系出黄墩，当然是具备徽州名族地位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