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氏：今传《黟北查氏族谱》前有宋景祐乙亥(1035)查承之序、熙宁二年(1069)周孟阳序，都没有迁居黄墩的记载，至成化十九年程敏政作序称“师诣公自九江徙宣城，值黄巢乱，迁于歙之篁墩。”(63) 这当然是后起的说法。
    戴氏：《名族志》称戴夔于永嘉年间南渡居金陵，避黄巢乱居黄墩，按晋永嘉至唐末黄巢时间跨度在570年以上，戴夔不可能为迁徽始祖，今传徽州戴氏宗谱甚多，皆以南唐年间戴护为一世祖，南唐保大乙卯(955)李克徵为戴护之孙戴安撰《忠恭庙碑》(64)，追溯先祖时，没有提及戴护曾居黄墩。今传康熙年间《隆阜戴氏宗谱》手抄本(原件藏黄山市博物馆)，有一份戴安之子戴奢(应为北宋初年人)的遗嘱，提及戴安之妻廉氏葬于小练源(65)。按，黄墩附近确有地名小练源，但戴奢在遗嘱中却根本没有提及黄墩。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戴氏子孙又重新在篁墩小练源“发现”了廉夫人的墓，并大张旗鼓地树碑铭记，显然戴氏宗族的黄墩叙事是晚出的。
    一些宗族或其支派嘉靖之前已经建构起本宗族的黄墩叙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名族志》中未加载入，这种情况以李氏宗族最为突出。李氏为前叙徽州八大姓之一，对其迁徽经过，《名族志》记为：“出唐宗室昭王之季子曰祥，避黄巢乱始家于歙。祥生仲皋，仕宋江西寨将，生三子，曰德鹏，赠银青光禄大夫，分居祁门新田，即孚溪祖也；曰德鸾，官至散骑常侍，居婺源严田；曰德鸿，居浮梁界田，时称三田李氏。”(66) 并没有迁居黄墩的记录。今传三田李氏各派族谱，自称出于祁门新田派的黟县鹤山李氏宗谱中有一篇宋嘉定十四年(1221)真德秀所作的李氏宗谱序(67)，完全没有提到李氏先祖曾迁居黄墩。自称出于婺源界田派的遂安县凤川派李氏族谱同样有真德秀序，此外还有一篇宋绍兴五年(1135)李秀的谱序(68)，同样没有迁居黄墩的记录。从族谱所载内容看，黟县鹤山李氏与遂安凤川李氏都是曾经参加过明万历和清乾隆年间编撰三田李氏统宗谱的支派，这些序言也非伪作。然而民国年间婺源严田派编撰的宗谱则没有上述早期的谱序，其最早的谱序为宋咸淳丙寅(1266)李次修序，内称：“余李氏之原黄墩者，其派有三，远莫之考。”(69) 作于同一次修谱的李桃序则称：“余族出唐宣宗之后，避地于黄墩。时有兄弟三人，卜居址之地，以从田为吉。由是德鹏居祁门之敷田，或曰新田；德鸿居浮梁之界田；德鸾居本邑之严田，即余族所自出也。”(70) 这两篇谱序有黄墩叙事，但详略不同，与后世的记载也有抵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两篇宋咸淳序并没有出现在黟县鹤山李氏和遂安凤川李氏的族谱中，婺源严田谱甚至没有遂安凤川的支派，但三种族谱却同样都有明万历和清乾隆会修三田统宗谱的谱序，皆称出于黄墩。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氏各支派对早期祖先的记载很不一致，对早期文献的看法也不一致，即使有过统宗的努力，也仍然保留了各说各话的习惯。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名族志》的作者感到难以统一，所以只记录李氏始祖避乱“始家于歙”，而不称其出于黄墩。然而经过各派建构宗族历史的长期努力，明代以后，三田李氏出于黄墩，却成了各派的共识。例如祁门云村的李氏世荣堂宗祠(出新田派)，至今仍然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陇西名家由太原都长安发祥黄墩，三田望族自孚溪转湾头分居白云深处。”
    尤可注意的是，一些在嘉靖年间编撰《名族志》时尚未形成黄墩叙事的宗族，此后亦逐渐出现了始祖曾迁居黄墩的记载。
    许氏：许氏为新安世家大族之一。今传许氏族谱中最早的文献为宋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所作《许氏宗谱序》，称新安许氏出于唐睢阳太守许远，许远的后裔许儒“不义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终身不出焉。”(71) 这里只说许儒入于江南，至于具体在江南何处，王安石已不能知。厥后景定二年(1261)许霖序、明洪武七年(1374)汪睿序都沿袭了王安石序，嘉靖年间的《名族志》据此亦未提及黄墩。至隆庆三年(1569)歙北许氏东支修世谱，出现了许氏宗族的黄墩叙事，谓许儒“不义朱梁，奉父仲元公自雍州入江南，隐居歙之黄墩，卒葬黄墩程门锹北坑”(72)。隆庆三年上距《名族志》成书不过10余年，可以肯定许氏的黄墩叙事就是此时完成建构的。
    洪氏：新安洪氏有两派，聚居于婺源轮溪的一派自称为共工之后，汉末为避仇以洪易共，世望敦煌。该派洪氏族谱有宋绍兴十一年(1141)洪遵序、淳熙元年(1174)洪迈序都没有提及黄墩(73)。《名族志》于洪氏婺源轮溪条下记作：“唐崇贤殿学士孝昌之孙曰昺，居歙之洪坑，昺生师敏，师敏生延寿，为长史，始迁于此。”(74) 但到了乾隆八年(1743)洪氏修谱，上述记载变成了：“昺公与弟昰学于陆参，贞元十八年参刺歙，昺、昰从之游，遂家于黄墩。”(75) 显然该派洪氏的黄墩叙事建构迟至乾隆年间方完成。
    概括各宗族黄墩叙事的建构进程，与黄墩地望升值的过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始于宋，继于元，而勃兴于明，尾声延续至清。
    各宗族竞相建立黄墩叙事的诱因何在？显然，寻求名族的地位是最大的动力。徽州风俗最重宗族门第：“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76)“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户，重别臧获之等。即其人盛资厚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辈流。苟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既而通国争之，不直不已。”(77) 在等级如此森严的宗族社会中，一个宗族是否能位于名族之列，关系到该宗族的身份地位、社会声望和利益分配，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黄墩既为天地山川灵气所钟异，成为徽州的象征，自然也成了提高宗族地位的重要资源，取得“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出身，对内可以提升宗族的自豪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可以增强与其他宗族抗衡的实力。各宗族竞相建立与黄墩的历史联系，具体事迹难有确证的唐末各宗族迁居徽州的移民历程，被演绎为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黄墩叙事，以至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社会风气，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世家大族，连方氏这样资格最老的宗族亦有支派侧身其列。徽州方氏自称出汉哀帝时丹阳令方纮，方纮遭遇王莽之乱，遂家歙之东乡，成为今天浙江遂安和徽州六县方氏公认的共同始迁祖。但是，婺源荷田、枧溪等地的方氏支派却奉方纮后裔方雷为始迁祖，称方雷“以功授招讨将军，同子庚旺避巢乱于黄墩”(78)，建构出了本支派的黄墩叙事。此种风气的盛行，到了清代，终于形成了“南中望族之谱，什九皆出黄墩”(79) 的大格局，徽州宗族迁徙史上的黄墩之谜即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