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民主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革命时，严复却成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严复晚年政治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中国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中国“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辛亥革命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严复说，国家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民主其表，专制其真，“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注：同②③，第1551页。）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在严复看来，没有。他痛感中国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真无足言也”。（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注：同④⑥。）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民主共和的。严复以革命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来劝说革命党人。严复早就认为，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嵽嵲之区”。（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注：同②⑨，第785页。）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注：同④③。）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专制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专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但这仅仅是从专制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专制渐渐引导向立宪政体。在武昌起义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注：同②⑨，第785页。）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革命，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政治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政治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它提出了各种革命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重武轻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革命成果的巩固。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革命派要更为深刻。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革命潮流，接连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对于21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有论者列举现代中国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专制政治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