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后的感觉，杜氏议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一件件事、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现象按自己立论的逻辑串联起来，正反摆弄，驳辩能力强，也有思辨的色彩。现在有些专业论文叙述极详、考据也细，但很像顾颉刚当年说的，缺乏自己的见解，说尖锐点是没有思想，读者不知道他做这个题目是想给人什么启示。杜氏则不同，他是太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在许多事情上的驳辩，泄露了我们现有研究的不足。小的如袁崇焕杀毛文龙，并非明智之举，我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大的方面，莫过于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分量、完整的明代财政史。对明代财政赋税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完全清楚，毛估估得居多，论点不乏自相矛盾，留下的空白很多。杜氏钻的就是这个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发挥出一番新见，恐怕是明史界没有料到的。网上争论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提醒之一，单一的微观研究也会有负面效应。没有疑问，疏离陈旧空洞的宏观大话题，向微观领域深入，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逻辑，但是历史宏观、通感的必要性不会因此而消失，只是隐退到幕后，不在而在。理想的是微观研究背后要保持宏观的关怀。现在专业细琐化有越来越强的趋势。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看到，微观研究的成果，未必都一定能直接通向宏观历史认识的升华。相反，因为其描述课题的局部与片面，不说清楚与全局的关联，如果还加上作者对自己结论的过分夸张溺爱，给通观方面造成一定的疑惑乃至混乱也很难避免。例如，在“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材料的发掘，比之前有较大的进步。虽然许多人回避争论，只是就事论事，但从宏观上要求，这种海外贸易在全部社会经济中究竟占多少分量，对明代社会各界的作用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海外贸易的财富积聚有多少，到哪儿去了？在一篇专文中要求全面照顾到是苛刻了，但宏观意识的有无，往往无形中会影响作者局部立论时的谨慎周全与否。把一二百年里找得到的海外贸易活动的材料排列起来，声势壮观，但假若考虑到一年、十年的数据，走私船的风险和损失，死难的、亏本的、被勒索走的船只的数量，下结论就不能不有所保留，至少不要说得太满。
    提醒之二，怎么正确处理史料？史学必须凭史料说话，在史学界是一条铁的定律。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困惑，找到一些能支持某个论点的材料，不是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用举例的方法建立论点，还是比较容易。困难就在于：假如你的立论具有较宽广的时空性，例如某朝几百年、例如某一区域、甚至还是全国性的，材料能不能有相应的时空覆盖面，能不能有反映各个侧面的多种材料作旁证，材料特别是数据有没有连续性，有没有相悖、差异、偏离的情况存在，这种时候，对史料的要求就十分高。理想的情况很少，时代越古越难。这时候下断语宁愿保留得多一点，某种存疑、悬挂，都是必要的。要不得的，明明有与之相反的材料，因为不利于既定的立论，置之一边，隐蔽起来。前辈说的辨伪、参证、比勘，既是史料功夫，也是史学的必备要素。杜氏这方面的毛病突出。现在已经有网友对杜氏作品里的这类问题在作清理，题名为《杜车别明朝灭亡原因硬伤举证》。
    我在读网上明清史争论时，神经最受刺激，心里很不好受的，就是1949年以来，发展到“文革”登峰造极的，那种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不知什么缘故，不仅没有断根，而且劣根基因的遗传能力特强。上面说的史料处理态度，从深处说，不纯粹是史料问题，更多地反映一种思维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喜欢把事情说得绝对划一，粗暴排斥可能有的任何不同方向的判断，不承认有交叉、重叠、渗透与互动的复杂情景，也缺乏尊重前人成果的敬畏心，缺乏异中求同的那种学术智慧追求。说实话，要想寻找一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想寻找到维护它合理性的理由，材料有的是，用举例的方法最轻便，但也最靠不住。为什么不可以试着转换几种角度，多搜索寻找一些材料，看看这种制度的存在遇到的难题、内在的陷阱以及产生的各种不同后果呢？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一种能呈现复杂性的情景，不是比单一的情景，更接近一些历史生活的真实？
    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杜氏在经过一系列激辩之后，要我们接受的“思想”是什么。杜文第四章的标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朝明朝的灭亡”。他从追溯汉唐政治制度开始，特别垂青于宋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最后对宋明政治制度以及灭亡原因作了比较。支持他的核心论点来自于钱穆：“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钱氏指的是科举制的影响。这里说明立论不严谨，副作用很大，名家也在所难免。杜氏认为钱穆的说法对唐朝不成立，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节略去他许多具体的论证，展示一些关键性的话语。他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在宋代，皇帝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和文官集团达成默契、结成联盟，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而到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情况变了，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动辄被弹劾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既得罪了有些以君子自命的官员，更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这里反映学界以党派分君子小人有问题，导致杜氏产生误判)。有了这些论据，杜氏的超级思维就开始越走越远。他说：由此可见，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只有皇帝，而皇帝在文官集团内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因此，与许多人所说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