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 7世纪，主要表现为中国文明与印度佛教文明的交流，同时还兼有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的交流；第二个阶段自公元8世纪至15世纪，主要表现为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第三阶段自16世纪至20世纪，主要表现为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交流。而就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论，中国文明与印度佛教文明、伊朗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完全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的，只有中国文明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交流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扩张的暴力进程。
    仅就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而论，其交流的途径包括中亚陆路和东南亚海路。在中亚陆路的交流主要通过西北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诸语族、中亚及西亚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等媒介进行的，而通过东南亚海路的交流则是通过海外穆斯林商人的媒介得以实现的。而中国封建王朝主动参与到和伊斯兰文明交流的进程，主要是在明朝前期，具体则是通过郑和下西洋得以实现的。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正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流进程中的一个高潮。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国前辈学者曾提出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李士厚、刘铭恕为代表，他们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以满剌国为首的伊斯兰教国家来反抗爪哇麻喏巴歇王朝的统治[1](P51)[2]。可是，作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并不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自然不会发动西洋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开展一场对爪哇麻喏巴歇王朝的“圣战”。而且，永乐朝与麻喏巴歇王朝的交往也比较密切。另一种意见以向达、尚钺、罗香林、赵令扬为代表，他们认为郑和下西洋有着联络海外诸国以牵制西域的帖木儿帝国后方的目的，以预防和制约帖木儿帝国对明朝的扩张[3][4](P310-311)[5](P174-175)[6](P150-163)。不过，明成祖在当时虽然得悉帖木儿可能对明朝进行战争的消息，但他却判断，“彼必未敢肆志如此”[7]（卷39“永乐三年二月庚寅”条）。而从永乐初年明朝对于帖木儿帝国的相关了解来看，也极为模糊，并不知道帖木儿帝国的后方在哪儿。同时，明朝却十分清楚帖木儿政权的“回回”性质，那么明成祖会让一位同是穆斯林身份的郑和统兵前往穆斯林世界的西洋来实施对帖木儿帝国的包围吗？退一步说，即使郑和首次下西洋带有这种战略意图，但在永乐五年六月明成祖得悉帖木儿已经死亡的消息、并且派遣白阿儿忻台作为专使前往撒马尔罕吊祭帖木儿时[7]（卷68“永乐五年六月癸卯”条）他还有必要在当年冬天再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吗？显然，此说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值得重视的是，国外学者对于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极其深入的分析。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王赓武在《中国与马六甲关系的开端(1403-1405)》一文中，曾非常深入地研究了永乐元年的西洋穆斯林商人与宦官尹庆作为明朝使节访问满剌加国之间的关系，由此拉开了郑和下西洋的序幕[8](P72-91)。日本学者家岛彦一先生曾经从伊斯兰史料中，搜集到不少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资料，并具体阐述了郑和下西洋与印度洋地区伊斯兰势力的关系[9][10][11]。另一位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也著有《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一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郑和下西洋与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区伊斯兰世界的关系①。然而，他们对于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之间互动及相互影响问题却关注不够。为此，本文特以明朝前期（洪武至弘治时期，1368-1505）海外交通政策与海外穆斯林商人的互动为视角，具体探讨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海外交通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二、洪武时期的南海交通与海外穆斯林使节
    早在唐朝、宋朝和元朝时期，就有不少穆斯林商人通过海路前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商并且在中国侨居[12][13](P27-102)。1368年明朝建立，海外穆斯林商人仍在所在国家与明朝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当年的洪武元年(1368)，就开始向邻国高丽和安南派遣外交使团；翌年，他又向日本、占城、爪哇以及西洋诸国派出自己的使节。明太祖派遣这些使团的目的，在于向这些国家通报明朝已取代元朝统治中国，同时还有表达自己要重建华夷秩序并与这些国家和平相处的愿望[14]（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明太祖的这种通交愿望，得到了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政权以及穆斯林商人的积极回应。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八月，明太祖曾派遣监察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等人作为使节前往浡泥通交[14]（卷55“洪武三年八月戊寅”条）。翌年八月，浡泥国王马合谟沙就派遣亦思麻逸随明朝使团返回。这位浡泥国王“马合谟沙”，其中的“马合谟”即穆斯林之名Mahnmud，为“穆罕默德”的汉字意译；“沙”即Shah，即“国王”之意。在文莱国王向明太祖赠送的礼物中，除当地出产的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龙脑、米脑、糠脑等物品外，还有西洋白布等。而且，该国“番书字体，仿佛回鹘”[14]（卷67“洪武四年八月癸巳”条），显然也受到西亚文字的影响。
    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虽然早在11世纪就已衰落，并在14世纪初成为爪哇麻喏巴歇王朝（1292在抗击元朝军队侵略过程中兴起的帝国）的藩属，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仍然吸引着大量穆斯林商人②。明初，人们称这个国家为三佛齐。洪武三年八月，明太祖派遣赵述前往三佛齐通交[14]（卷55“洪武三年八月戊寅”条）。第二年九月，三佛齐国王马哈札八剌卜派遣大臣玉的力马罕亦里牙思作为使节回访明朝[14]（卷68“洪武四年九月庚申”条），随同使团而来的还有贸易商船③。三佛齐国王在派遣政府使团时却又安排商队前来贸易，可能受到穆斯林商人的影响。洪武八年，有一位叫做谈蒙马哈麻的三佛齐国使节，随同明朝出访拂林国的使团来华[14]（卷101“洪武八年九月丙戊”条）。而“马哈麻”之名即Mahnmud的节译，则显示了他的穆斯林身份。洪武十年，三佛齐国老国王去世，新王麻那者巫里即位。他派遣阿烈·足谏作为使节前来明朝，并请求明朝授予他印绶[14]（卷114“洪武十年八月丁巳”条）。“阿烈”即阿拉伯文Ali的音译，为“崇高”之意，显然这位使节具有穆斯林的身份。当年十月，明太祖则向三佛齐国派遣了册封新国王的使团，并带去银质的三佛齐国王之印[14]（卷115“洪武十年十月甲戊”条）。不过，明朝与三佛齐国缔结宗藩关系的行为，挑战了爪哇麻喏巴歇王朝的宗主权，麻喏巴歇王朝遂将明朝使团成员从三佛齐诱骗至该国而加以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