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为什么从正确走向错误
    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论，从各个根据地开始，实际执行到1952年就结束了。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采取了对资本家赎买的温和政策，实质是一场典型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共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局面，表面上继续维持着，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化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拿定息的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甚至知识分子（不管是旧社会培养的还是中共培养的），都成了不断受到批判和打击的对象。而且连个体私有者如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房基地和住宅周围的树木、都要消灭或归公；家养牲畜（鸡、鸭等）都被禁止。这种批判、打击、禁止和消灭，是从1957年开始在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进行的。其中著名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年的反对黑暗风和翻案风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至1976年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企图通过这种不断革命来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结果是把中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变得更加贫穷和落后，不仅与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更大了，而且与40年代亚洲一些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的距离也拉大了。
    所以毛泽东想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要生产力高度发达、轻视科学、轻视知识分子的空想、落后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含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因素，但它却违背了战争年代自己创造的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原则。
    1957至1976年（实际可延伸到按毛泽东“既定方针办”的1977、1978年的华国锋时代），整整20多年，中共和中国大陆的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大曲折。其根源就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运用上。这也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是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根源。
    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本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一书第五编第6章《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误解》。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两种社会主义观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等著名论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特别重视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重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于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又提到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不仅允许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不仅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设备、商品和资金，还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和开设银行；不仅在经济上包容资本主义，还在政治上包容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模式。
    邓小平的这些重大的令世界震惊的完全反传统的决策，根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区别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总结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经验，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大大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因为，虽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是没有资本主义的，但是，以下几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是坚持的：
    1）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人民群众重新陷于贫困。--这是与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致的立场。
    2）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但不允许超过公有制经济，不允许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一致的原则。
    3）实行市场经济，但不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即不允许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整个经济仍由国家所领导。
    4）维护和扩大民主党派甚至私营企业的代表参加政权，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民主政治，扩大民主权利，但不允许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建立反对党制度，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除了这四条外，以上毛泽东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和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经济试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如4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样。
    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不一样的，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却是一致的。
    邓小平的这种包含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在过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那四个时代里，除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有我无你。但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里，二者是可以合作的。从哲学上来说，斗争与合作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与结果。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消灭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过的文明成果给予高度的评价。过去，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为什么要加以排斥呢（自然，在合作中也存在着斗争，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相反，今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继续采取绝对排斥和绝对斗争的路线，那么只能带来更加严重而可怕的后果。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邓小平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推动社会进步、人类幸福；如果还坚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对抗与冷战”的方针，那么对世界只能带来毁灭，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所要追求的目标。
    综观以上七十七年中共历史和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两条路线、两种观点分歧和斗争的焦点是对待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持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而邓小平与1927至1952年的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
    有些外国共产党和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变质论”。这种批判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禁锢在马克思时代或列宁时代，只承认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承认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不懂得，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发展，永远封存在马克思列宁时代，那么对于今天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在今天运用时，不允许作任何的改变和创造，那么给各国革命和建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将永远是挫折和失败。如此，马克思主义除了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古董之外，没有任何价值，而这正是一切资产阶级政客所希望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中国今天贯彻邓小平理论，对资本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历史的选择，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瓦解了，中国得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结果，要不是邓小平及时扭转方向，中国也早已是第二个苏联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僵死的教条。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是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共和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