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修正主义问题
    在探讨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时候，不能回避修正主义问题。从第二国际后期开始，直到50至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近代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现在回过头来看，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共产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不是搞唯物论、实践论，而是搞唯心论、唯意志论；不是用辩证法，而是用形而上学。这样的党派还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就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大胆地抛弃已经过时或不适合本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词句，就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发展中，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与修正主义错误是不同性质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除了教条主义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是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成功。所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带有悲剧的色彩。
    40至60年代，被斯大林和毛泽东批判的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共产党的现代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不允许兄弟党在本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作这样的探索。铁托在被斯大林制裁的情况下，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搞工人自治和企业私有化的试验；法共、意共提出的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应该是可以的，不应该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早在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时，就鼓励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制订革命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利用这个条件，才最终战胜当时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势力，取得整风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最终克服毛泽东晚年错误，也是这个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为什么不允许别国共产党也这样做呢？
    所以，邓小平虽然参加了50至60年代的反修斗争，但在改革开放年代，对这场斗争持否定态度。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这就说明各国共产党有权根据本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犯了错误（比如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苏联的瓦解等），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别国共产党无权干涉，更无权指责和批判。中国实行邓小平理论而改革开放后，日本共产党（左派），发表了一系列决议和重要评论，用当年中共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完全一样的口吻，严厉批判中共是当代“最大最危险的修正主义”，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并且在1983年和1986年，分别以日共（左派）中央委员会和其中央理论机关报《革命战士》编委会的名义，出版了两大本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检讨--清算现代修正主义》、《现阶段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及其教训》。这就暴露了他们自己教条主义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