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这种良好的状态大约也只是维持了十年左右。在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操政柄,并在彻底清除张居正和冯保势力之后,情况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万历皇帝因为贪恋酒色,身体状况日渐衰退。到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神宗因病连日免朝。到了万历十五年二月,神宗干脆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当时,沈德符也曾感叹道:“今朝讲久不举行。此典希绝矣。”[5] 补遗卷1,《文华殿》至于“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6] 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就连视朝理政也能免则免,更不用说御经筵了。至此,经筵之制几乎形同虚设,直至最终被明令废止。 经筵发展到明代万历年间,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它本身具有一套特定的仪式及经筵官员的选拔制度。下面分别作一论述: 1.经筵制度的仪式 作为帝王“缉熙圣学”的盛典,经筵有一套繁琐的仪式。特别是新皇帝嗣位后首次开经筵及每季之初开讲日,更是礼仪隆重,为天下观瞻。经筵地点设在文华殿。 关于经筵制度举行的仪式,《明史》卷55《礼志》及陆深所撰的《经筵词》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经筵仪式通常由鸿胪官来主持,当赞礼官宣布进讲开始,二名讲官分别从东、西班走出来,到讲案前,朝北站立,接着是讲官向天子叩头,叩头毕。展书官上前把所讲之书展开。东班讲官首先报告今天所讲授《四书》中的某一部分内容,西班讲官接着报告所讲授经史中某一部分内容。开讲的顺序是先讲四书,后讲经史,这是明代祖制所规定的。经筵官员们身着大红袍,分东西两边站立,而展书官以下官员则穿青绿锦绣官服。东西两边,还站着御史,给事中及侍仪官各三人。他们的职掌是观察经筵礼仪。讲读结束后,鸿胪官出列跪在中央,赞礼完毕后,东西两班官员皆转身朝北,聆听皇帝的天语纶音。皇帝曰:“官人每吃酒饭”,于是全体官员皆下跪接旨谢恩。这时,光禄寺已在奉天门之东庑设下酒宴,以款待参加经筵的全体官员。 隆庆元年(1567)定制,经筵前两日讲章进呈御览,前一日告奉先殿,开讲日皇帝先到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用羹酒果脯帛设祭,然后再御经筵听讲。所祭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九帝面南;东为先圣周公,面西;西为先师孔子,面东。后来在文华殿东特辟传心殿祭孔子等人。 实际上,经筵制度蕴涵着政治意义,它也是皇权的象征。所以我们所见的并不单纯是皇家讲学的排场和繁文缛礼,更重要的是用此来表示皇权的威重和至高无上,以区别于民间士民的普通讲学。正如当时的大臣形容它:“国家经筵之设,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御辇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7] 卷155《陈愚见以裨圣学事疏》 2.经筵讲官称谓及人选 知经筵事:总领经筵讲读事宜。正统初例定由挂师保衔的公、侯品级勋臣一员和内阁首席阁臣担任。以后,勋臣任知经筵事遂成为一种循例的故事,实际全部由内阁负责。而且知经筵事成了确定内阁首席阁臣身份的唯一法定标志。 同知经筵事:协助知经筵事总成事宜。由殿阁大学士及兼翰林院学士衔的尚书、侍郎等担任,人数二三员不定。 经筵官(讲官):负责经筵讲读。由兼有翰林院修撰以上职衔的各衙门高级官员、国子监祭酒等担任,额无定员,视讲读需要增减。正统初定称“经筵官”,万历初张居正秉国兼知经筵事时,正式改其称谓为“经筵讲官”。 日讲官:负责日讲。上至大学士,下到翰林院侍讲、侍读均可担任,一般由翰林院各官进讲,额无定员。 侍经筵官:参与经筵仪式,随值侍班,不负讲读之责。这是经筵官序中较为特殊的职务。他作为一种特殊的“荣典”,由皇帝特旨授予奉诏侍班的公、侯、伯及大小九卿堂上官(讲官由会推)。初为昭显经筵隆重而设,后演变为非翰林院出身的大臣们的一种特殊待遇,额无定员。 另外还有展书官、书写讲章官、执事官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筵官几乎没有专职,皆由勋臣、阁臣及翰林官兼任。经筵官虽是兼任,但是作为皇帝的讲官,被视为是一种殊荣,一般皆由名儒大师、朝廷重臣深受皇帝恩宠者担任。 3.经筵讲官的待遇和地位 经筵制度除了重点在于儒臣为皇帝讲经论史之外,在程序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讲完之后皇帝要御赐酒饭。“经”、“筵”两者合而为一才是经筵制度初创时的本意。经筵酒饭规格,据《大明会典》记载:“每桌细茶食四碟,馓子一碟,果子五碟,按酒五盘,点心一碟,攒菜一碟,汤三品,菜四色,饭一分,酒六钟”,饭毕经筵官向皇帝叩头谢恩。明代皇帝赐宴以经筵宴最为丰盛,经筵官在饱餐之后,还允许他们带领家僮、仆人等,拿了饭盒框篮之类,收拾吃不完的酒菜,打包带回。这一点可以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文华殿》中得到证实。书中记载: 及讲毕事,又赐酒饭于左顺门,今改会极之北,实奉天门东庑也。光禄官珍馐良酝,二署设宴,惟此为第一精腆。讲官家人,以及隶胥,俱得随入,挈馂余以归。先人每自讲筵返邸寓时,余甫龀亦得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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