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经筵之日，讲官们都事先在家中先将衣冠带履熏香，回家后即将衣冠带履脱下贮存，以示不敢亵渎之意。而且前一天必须斋戒沐浴，演习讲章至能背诵如流。可见，讲官对经筵重视之程度。
    除了经筵制度中规定的经筵酒饭之外，皇帝在平时还会有赏赐经筵官钱财、朝服等物。如《万历起居注》中曾记载，有一次经筵之后，神宗曾谕内阁“讲读官久效勤劳，特赐元辅居正银六十两，纱罗斗牛罗蟒衣各一袭；调阳银四十两，纱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美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本品罗衣一袭”。像这样物质上的赏赐对于经筵官来说是屡见不鲜的，至于平时皇帝对于经筵官生活上的照顾以及礼仪上的尊重和敬畏也是习以为常的。例如，神宗皇帝一日御讲，一中官在旁侍候，偷偷地为皇帝摇扇却被神宗制止。回宫之后，神宗发怒杖责了这一中官。说：“各位先生在旁边，看见你摇扇，以为我没有家法，难道你不怕各位先生见怪吗？”[8] 卷2《记述》1
    既然普通的帝师都能够受到如此尊荣，那么作为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则更是受到神宗的尊敬和畏惮。据史料记载，张居正柄政之时，神宗对他的特殊眷顾是前所未有的。每天皇帝御讲筵之时，讲臣进讲，中午则侍读皇帝习书。在文华后殿偏东，有一小幄，张居正同皇帝促膝密谈，每当皇帝和张居正交谈的时候，正字官就走出殿门回避，过一会听到他们谈完了，再进去。一天，张居正正在值讲之时生病了，神宗到文华殿后阁，亲自调了一碗椒汤，派人拿给他吃。每当盛夏御讲的时候，皇帝先立于张居正所站的地方，命内使在殿角摇扇，为张居正亲自测试是否凉爽。寒冬进讲，则拿一块地毯，铺在地上，唯恐张居正所站之处太冷。[8] 卷2《记述》1
    万历初的十年中，张居正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以顾命大臣、元辅兼帝师的身份，辅政十年，将小皇帝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下，使神宗从不敢随心所欲，甚至在经筵讲学时神宗也时常受到张居正的训斥，某次，“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为‘背’，居正遽厉声曰：‘当读作勃！’上悚然惊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亦心惮居正”。[9] 卷67
    由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在经筵制度严格执行的万历初期，经筵官的地位和待遇是相当高的，但是到了万历后期，皇太子出阁讲学时，经筵官的待遇明显下降，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给皇长子讲学，皇帝已不赐宴，讲官们只得自带饭菜，而且天子也不再另赐他物。讲官刘日宁曾对朱国桢调笑：“我辈初做秀才时，馆谷每岁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人非常供养。今为皇帝家馆师，岁刚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数里，黎明讲书，备极劳苦。”[10] 卷1《出阁》为皇帝的长子讲学，每年仅得银子三十两，还要自带饭盒，远不及民间塾师的待遇，岂非咄咄怪事！经筵官待遇的下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万历后期对于经筵制度的忽视以及神宗宠幸郑贵妃而导致皇长子常洛的失宠。正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经筵制度表面看来虽是一种帝王求学的制度，但是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它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方面的。
    其一，皇太子出阁讲学，不仅是经筵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皇太子身份确定的标志之一。在皇帝作为太子之时接受出阁就学，可以从小训练皇太子的自身素质，为日后继承大统打下基础，可以说皇太子出阁讲学是经筵制度的基础，而经筵制度则是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延续和拓展。早在汉代，汉文帝就以《诗经》、《尚书》考试诸王，以确定谁最具才能可以被选择册立为太子。而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大量儒生引入朝廷官僚系统后，一向为儒家推崇的经书不仅成了大小行政官员施政治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皇子们必须认真学习并掌握运用的内容。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定下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祖制。拿朱翊钧作为皇太子出阁讲学时为例，其出阁讲学的内容：是“先读《四书》，次读经和史，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凡东宫初讲时，阁臣连侍五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先拜出，然后各官入。”[1] 卷55《礼志》
    除了提高皇太子文化素质方面的作用以外，皇太子出阁讲学其实还另有政治深意。所谓的“蒙养豫教”，即皇太子出阁讲学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形式一旦举行，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位皇子为太子。因为一旦确定了太子的身份，那么皇帝势必要重点加以培养，使其日后能够成为一位可以治理国家，驾驭臣民的明君。例如，太祖朱元璋就非常重视皇太子朱标的教育。他认为皇太子朱标身为储君，负有治理国家之责，所以在朱标未满6岁的时候，朱元璋就让他开始读书，并聘请名儒宋濂为师。明朝建立以后，朱标被正式立为皇太子，辅佐教育制度就更加系统完善了。朱元璋特地设置大本堂，将古今图书典籍贮藏其中，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诸儒各专一经，当面讲授，分番轮直。后又让太子居文华堂，诸儒轮班侍从，并选才俊之士入宫充当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榷今古，评论文学。朱元璋深知仅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命诸司平常事务启奏太子，重大事务才由皇帝自己裁决，希望通过这种途径使得皇太子在实践中磨练成长。但是从宣宗的太子朱祁镇起，皇位继承人基本上是长于深宫，育于宫嫔内官之手，不谙世务，虽有出阁讲学、习读经史的做法，但往往流于形式，这也是造成明中叶以后皇帝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可见，皇太子出阁讲学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万历朝皇长子常洛的出阁就学拖延至十三岁，才被万历皇帝批准出阁讲学。究其原因乃是常洛始终不得神宗皇帝宠爱，神宗不愿确立其皇太子的地位，因而出阁就学一事被一再延误，甚而直接导致当时“三王并封”，以及三位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下台。这充分说明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皇太子就学的制度，它甚至可以关系到皇统的延续，朝廷的政局甚至内阁阁臣的人员变动，可见，其政治深意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提高君主治国安邦的政治素质。经筵制度在其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素质，有资于治道。这种素质，不仅是最高统治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为人君的修养，或者说是“为君之道”。